大約是被判的一周后，周作人的朋友胡適得到消息，突然來到了他的囚室。“知堂兄，你學問很高，可惜你政治上表現得不成熟啊，小弟對你的遭遇除了同情外就是深深的惋惜呀！”胡適在監獄長的親自陪同下，一進他的監室就開口對他說，“五四文化期間，你常到陳獨秀辦的《新青年》上發表觸及政治的文章，我就常奉勸你多做學問，少問政治！日本人來了，朋友們都勸你離開北平，可你不聽，你不明白你只是一個學者，而不是一個政治家，充其量也就是政治家的一個陪襯而已，結果，才落到如今的地步……”

周作人見胡適一進門就當著監獄長的面這樣責怪他，一時悲憤交加，他不能自持地哭道：“我如今已經是被判極刑的人了，那些難堪往事還提他有何用呢！現雖已上訴南京最高法院，但今生還有活命，就全靠您老弟為之奔走了！憑先生的聲望，想必蔣委員長也……”“這個請知堂兄放心，我胡適的為人想必你也是知道的……”胡適生怕當著監獄長的面他又說出什么對當局特別是剛才說到蔣介石有什么不妥的話來，連忙接過話來，“……我的確要面呈委員長，我要向他說出你的苦衷，你的無奈。你終究是個文化人，手無縛雞之力……委員長也是個愛才之人，當今黨國正是百廢待興、用人之際，我想他在聽了我的勸諫后，會對你重新發落的……請知堂兄先安心生活，有什么要求盡管向陳監獄長提，我都已經給你打理好了……”

一旁的陳監獄長，連忙點頭稱是。而坐著的周作人此時已經又一次不能自持，他除了不斷說著“多謝”以外，開始覺得手足無措，只有聽話的淚水和不聽話的鼻涕交混于一體，他甚至覺得這樣還不足以表達對胡適的致敬和感激，因此，他恨不得要跪下去，但有監獄長在，他又覺得不妥，這畢竟是他們朋友之間的事，最終他選擇了握住胡適的手，緊緊地握著……

時間一晃就是兩個月，可胡適為之活動的結果卻沒有任何音訊，這使他原先被胡適掀起的一點希望熱情，開始一點一點地降溫。在這期間，他不斷聽到院后那片草地響起槍決犯人的槍聲，與他一同從北平押解來的12個漢奸中已有七八個被相繼處決。什么時候他突然被拖向那陰森恐怖的草地，什么時候他的身體被那一聲槍響穿過，只要胡適疏通不力或無效，這樣的情況隨時都會發生。因之，后來當他聽到一陣雜沓的腳步聲或者鐵門開啟的“啷當”聲，他的心就開始緊張，有時會嚇得滿臉蒼白，渾身哆嗦。

“周作人，你歸根結底就是個怕死鬼，你害人害己，最后落得這般自找污穢、斯文掃地的地步，你還有何臉活在這個世界，還有何臉見列祖列宗呢……上帝呀，你還是讓我早點……”他在絕望中呼喊著自己脆弱不堪的靈魂，但他自始至終不肯從心里說出那個“死”字。

峰回路轉

“周作人，出來！”

“你們想干什么，干什么？我要等南京方面的最高指令，是誰指使你們的，我可不是一般的……”

“少廢話，你他媽的跟我們走！”

1947年春天的一個下午，他突然被四個武裝軍警從囚室里拖了出來，未等他分辯，一副閃亮的鋼銬已經牢牢地將他的雙腕鎖住。他頓時覺得眼前一黑，便失去了知覺。也不知過了多久，他從昏昏沉沉中醒來時，發現押送他的車子已經停在法院門口。“難道今天要執行？不像，執行就不會被押到監外，都是在監內那片荒地上，執行前也要讓我吃頓斷頭飯，再者，要是執行早就該執行了，不該拖到現在。一定是胡適的游說取得成功給予改判了。”想到這里，他心里有些難以克制的興奮。令他始料不及的是戰犯軍事法庭竟判了他十五年，這讓他在現場險些跌倒。

“……我周知堂已經年過花甲，政府還要判我十五年，以我老殘之身，這樣的改判形同無期，與死無甚相差，最高法院為何不講道理……”他老淚縱橫地說。

“政府對你寬大，你非但不感謝，還誣蔑最高法院不講理，你簡直是個瘋子……”

“我還要提出上訴……”

即使他的聲音再高，也敵不過押他重新回到監獄的囚車那刺耳的警笛聲。

就在他改判的半個月后，他的日本太太羽太信子在胡適等人的幫助下，得以前來看望他。

“知堂，改判就是好兆頭，15年就15年，我會耐心等待你出來的！”信子伏在周作人的肩上眼噙淚花對他說。“不，信子啊！我不爭取早日出去，怎能和你再過上幾年團圓的安穩日子呀……”他望著妻子從外面帶來他喜愛的紹興酒、北平風味小吃，一時早日出去的心情更加強烈。聽了他的話，這位從1912年就隨周作人由日本東京來到中國早已失去當年嬌媚風韻的日本女子，一時百感交集，她垂著淚對他說：“知堂，我知道你的心思，你想出來和我過上幾天好日子，但現實是不可能的。胡適先生這次為你找到了老蔣才得以成功的，你所愿望的立刻出去是根本辦不到的。聽胡先生講，凡屬有名的漢奸都要處以死刑，即使與蔣關系密切的周佛海，最終也就落得個無期！而你卻能努力到有期，已經是很不容易了！……”

“那就再找別人疏通，反正我得盡早出去！”

信子望著生性固執的丈夫哭著說：“除了胡適，你讓我再去找誰呢？你的那些朋友，見你成了漢奸早已躲得遠遠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