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中，湯恩伯一直是位頗具爭議性的將領。抗戰軍興時，他還只是全國一百多位軍長中的普通一員，但在經過南口、子洪口和臺兒莊三役后成為全國皆知的名將，此后他長期在河南與日軍大打拉鋸戰，逐漸成長為地方大員，并發展出中央軍三大派系中的“湯系”集團，號稱“中原王”，這在眾多優秀軍官中也是絕無僅有的。

然而，在經過1944年的豫中大潰敗以及“水旱蝗湯”的劣名之后，不僅“湯系”瓦解，他本人也成為聲名狼藉的罪人。這到底又是什么原因呢？我們不妨來回顧一下湯恩伯的抗戰生涯。

教官出身的部隊長

湯恩伯(1900.9.9-1954.6.29)，浙江武義人，原名湯克勤，以字行。湯恩伯出身農民，幼時因替友人打抱不平惹上官司而選擇投軍避難。幸運的是，他受到了時任師長的陳儀賞識，被保送到日本留學，先在明治大學攻讀經濟學，后轉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中華隊第18期步兵科學習軍事。

如果說對湯恩伯有知遇之恩的是陳儀，那培養并提拔他的“伯樂”當屬張治中。1926年7月湯恩伯學成歸國后開始長期從事軍校教育工作，他先后擔任過科員、隊長、大隊長、教育處副處長等職，因教學期間嚴于律己，又提倡因材施教而受到教育長張治中的賞識。

1929年6月張治中開辦軍官教育連，由自己兼任連長，調湯恩伯任副連長。由于張治中需要兼顧全校教育事宜，因此軍官教育連的實際工作全由湯氏負責。此后教育連擴編為教育團，又改編為教導第2師，湯恩伯竟因此一躍成為教導第2師第1旅少將旅長。讓一位從來沒有帶過兵，且沒有任何實戰經驗的軍人直接當上野戰部隊的旅長，這在全國軍隊中都是極其罕見的。

受張治中的提拔，湯恩伯志得意滿，但在他又一次被提拔為第2師師長時卻嘗到了失敗的苦果。沒有任何作戰經驗的湯恩伯在與紅軍作戰中冒失突進，結果遭到慘敗，落得一個撤職查辦的結局。經此打擊，湯恩伯痛定思痛，他在得到錢大鈞和徐庭瑤的保舉出任第89師師長后連戰告捷，因功被提拔為第13軍軍長。

湯恩伯當上軍長后，以清末名將胡林翼的“要有菩薩心腸，要有屠夫手段”為治軍座右銘，重用黃埔軍校畢業生，作戰時“有功必賞，有過必罰，不識親疏不計近遠，戰時使部曲均畏威懷德，樂為效命”。行軍時，命每個連隊必派1名軍官手持“執行革命軍紀”小旗押陣于后，以保證軍紀。此外，湯恩伯“自奉儉約，平時不講究穿著”，士兵都稱他為“伙夫頭”。在經濟上，湯恩伯主張公開，并“廉潔自律”，不僅使全軍官兵對其信服，部隊軍紀也是全國陸軍中的佼佼者。

第13軍在湯恩伯的不斷建設下，逐漸成為他的基干部隊。此后湯恩伯即以第13軍為基礎不斷壯大，并漸發展成一個龐大的軍事集團。

名將的誕生

1937年7月抗戰全面爆發后，湯恩伯的第13軍首當其沖奉命在南口阻擊日軍。南口是平綏線上的要隘，守住此地，則日軍進兵察哈爾受到牽制，更可保山西和綏遠無恙。

湯恩伯作為第7集團軍前敵總指揮，指揮第13軍、第21師、第72師等部力敵日軍第5師團和混成第11旅團。由于戰況激烈，在固守的20天里傷亡達到近3萬人，而日軍也付出了2000余人的傷亡。南口戰役雖然以失敗告終，但因阻擊時間長而不斷被新聞記者報道，使這次戰役成為抗戰全面爆發初期的一個標桿，湯恩伯也因此成為抗戰初期為數不多的被正面報道的將領。

南口戰役結束后，第13軍擴編為第20軍團，湯恩伯升任軍團長，指揮第13軍、第52軍和第85軍。當時的38個軍團多以1個軍團轄1個軍為主，軍團長形同虛設。著名者如龐炳勛的第3軍團，轄第40軍，第40軍又只轄第39師，這樣龐氏幾乎與師長無異。而能夠轄3個軍的，除了胡宗南的第17軍團外，就只有湯軍團了。

1937年11月太原淪陷后，山西戰場的中國軍隊全線潰敗，閻錫山已經沒有任何部隊可用于阻擋日軍前進的步伐，這使晉南岌岌可危。在此危急時刻，還沒有組建完畢的第20軍團奉命馳援山西。

湯恩伯接到命令后連夜帶著第89師出發，沿途見到的全是敗兵和難民，先頭部隊的一個營又被日軍擊潰。在此情況下，湯恩伯為穩定軍心士氣，下令槍決戰敗的營長，隨后果斷選擇在子洪口設伏，成功擊退了日軍的追擊部隊。接著，湯恩伯指揮軍團主力堅守子洪口，在沒有援軍的情況下孤軍奮戰，為第2戰區各部隊爭取到了重新布防和整頓的寶貴時間，也為穩定晉南局勢作出了重大貢獻。事后曾有人評價：“子洪口之捷穩定了晉南戰局，如失守，則山西在1937年就將陷于敵手，如此陜、甘危矣。”

1938年4月的臺兒莊大捷，是湯恩伯軍旅生涯中的巔峰。在這次戰役中，友軍第2集團軍死守臺兒莊不退，湯恩伯的第20軍團則適時出擊，成功擊退日軍，隨后一路反攻將日軍包圍在棗莊、嶧縣數地，予以沉重打擊。關于臺兒莊戰役的具體經過，相關著述頗多，筆者在此不多贅述。臺兒莊戰后，湯恩伯以及所部軍長王仲廉、團長陳林達等皆獲頒青天白日勛章。湯恩伯這位“抗戰名將”也就此正式誕生了。

徐州會戰結束后，湯恩伯的部隊繼續得到發展，他以第13軍和第85軍為基礎，之后又親手編練出新編第2軍(后改稱第29軍)，使這3個軍發展出來的第31集團軍成為“湯兵團”中的攻堅主力，更是成為第1戰區和第5戰區的戰略機動兵團。由于第31集團軍長期被集中使用，其運動攻擊和協同作戰能力極強。日軍曾經對第1戰區和第2戰區各部隊編寫出一份調查表，他們將中國軍隊的戰斗力按照甲乙丙三等來劃分。表中被列為“甲等”的部隊寥寥可數，但湯兵團幾乎每個師都被列作“甲等”，可見第31集團軍在日軍眼中的地位。

“中原王”的起落

湯恩伯在臺兒莊的戰績鑄就了“抗戰名將”的身份，此后他又憑借隨棗會戰、冬季攻勢和棗宜會戰三次取得捷報的戰功而當上了第1戰區上將副司令長官，全權指揮河南駐軍。此時的湯恩伯擁兵5個集團軍，近40萬人。不僅如此，日軍也視其為“宿敵”，幾次試圖圍殲湯部而未果。

然而人生總會有起落，湯恩伯自然也不例外。

抗戰期間的河南省連年遭災，卻仍需要擔負全境駐軍的補給。這使河南省政府及所屬各縣政府的壓力越來越大。很多時候，為了解決駐軍口糧而不得不使當地百姓忍受饑餓，如此日積月累，地方上對軍隊的怨氣越來越大。這種情況到1942年河南鬧出大饑荒時達到了頂點，湯恩伯作為河南省的實際軍事負責人也被稱為“湯災”。

盡管如此，湯恩伯還是以個人名義捐出了20萬賑災款，發動部隊救災，累計放糧268萬斤。他還動員部隊節約出了700萬斤糧食，作春荒貸麥來救濟災民。不僅如此，他還命令所屬各部的團長以上軍官收養災童，使河南駐軍中幾乎每個軍收養了100到200名兒童不等。

湯恩伯的名聲從1942年開始走向反面，他的兵權則在1944年遭到了一次致命性的打擊。

1944年4月，日軍調動中國戰場上的所有軍事力量發動了“一號作戰”。在這場貫穿中國南北戰場的會戰中，河南駐軍首當其沖。在這關鍵時刻，第1戰區卻對敵情判斷作出了致命的錯誤指示，導致日軍大迂回成功，先是攻占許昌，重創暫編第15軍，隨后以機械化部隊一路西進包抄河南守軍后路。

此時正打算在嵩山地區伺機反擊的湯恩伯自亂陣腳，為免被圍，他不得不下令后撤。大軍未戰就撤，一時軍心渙散，紛紛爭搶著向伏牛山區轉移。第1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本想依靠湯恩伯兵團阻擋日軍，不想湯兵團卻率先后撤，蔣氏見無法續戰，在與日軍稍事接觸后也下令撤退。就這樣，整個第1戰區各路部隊呈現出“兵敗如山倒”的一幕。

湯恩伯和蔣鼎文的部隊在退往豫西途中，遭到當地鄉民、土匪以及民團的截擊，損失相當慘重。比如第14集團軍總司令部、第31集團軍總司令部、第13軍軍部、第14軍軍部等皆遭到襲擊。規模最大的莫過于澠池縣地方武裝上官子平部，上官趁著新編第8軍潰敗時，在邸塢山區強行繳了該軍2000余人的械，就連軍長胡伯翰的配槍也被繳走。

豫中會戰慘敗后，蔣介石大為震怒，當即下令撤了蔣鼎文和湯恩伯的職。湯恩伯就此落馬，他的部隊也被一分為二。第31集團軍主力駐守豫西一帶，原黃泛區的第15集團軍和第19集團軍分別由何柱國和陳大慶帶領駐守平漢鐵路以東的蘇魯豫皖邊區和黃泛區。其嫡系部隊第13軍和第29軍自此脫離第31集團軍，與另一主力第85軍天各一方，曾經叱咤中原的湯恩伯兵團從此一分為三，再也不復當年風采。

湯恩伯雖然被撤了職，但是有些事情并沒有結束，比如河南長期以來存在的軍方與省政府矛盾。由于國軍在伏牛山地區遭到各種勢力的洗劫，以河南參政會為代表的省政府一方很快將這些事情包裝起來，紛紛指責蔣鼎文、湯恩伯不僅作戰不力，而且軍紀敗壞。戰后此類控訴函數竟以百計，更有河南省參議員要求槍斃湯恩伯以謝國人。一時間，昔日的抗戰名將成了幾乎人人喊打的落水狗。

不過湯恩伯并沒有因此頹廢。當國軍在桂柳會戰中潰敗以及日軍攻入貴州并進而威脅陪都時，湯恩伯又被重新起用，他以黔桂湘邊區總司令的身份指揮7個軍的兵力馳援獨山，為保衛陪都出了一份力，順帶著也使手下兩員得力干將張雪中和孫元良得到了青天白日勛章。此后他又以第3方面軍司令官的身份指揮了抗戰最后一年的廣西大反攻，接連收復廣西省境的數十座城鎮，成為抗戰8年中為數不多的幾次反攻告捷之役。

1945年9月，曾經的敗軍之將，在一年之后再次以名將身份進駐上海，并在那里接受了日本駐軍的投降。(文/楊曉鵬、胡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