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梁思成考取了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筑系，成為著名的建筑大師克雷教授的學生。1927年，他以優異的成績提前畢業，并先后獲得了學士和碩士學位;同年9月，為了繼續深造，他又前往哈佛大學研究生院攻讀博士……此時的國內，對于建筑學竟然一無所知，不僅愚昧地將其視為“匠作之事”，而且面對著北宋時期流傳下來的珍貴著作《營造法式》，更是無人能夠讀懂;此時的國外，這一學科卻被頻頻熱衷，不少日本學者開始覬覦中國，并將研究的方向轉向了中國的古代建筑。梁思成著急了——他發問：“我們中華民族有著數千年的燦爛文化，為何獨獨沒有自己的建筑史？”他發誓：“中國的建筑史將一定由中國人自己來撰寫！”為此他決定提前回國：“美國不可能有這方面的資料，我必須回到國內去搜集，兩年后交出博士論文！”就這樣，梁思成放棄了國外優越的生活條件，回到了民不聊生的中國，加入了鮮為人知的“中國營造學社”。

該社的創始人名叫朱啟鈐，既不懂得中國的建筑歷史，也不懂得外國的建筑學說，只是一個曾經在北洋政府中擔任過高級職務的官員，奉命負責修繕過北京的皇宮及其周圍的古建筑。但是自從他見到了那部“天書”般的《營造法式》之后，便產生了極大的興趣，于是當即拍板，以“營造”二字來命名自己所創立的學社——上世紀30年代初國內所出現的第一家研究中國古代建筑的學術團體。

就沖著這一點，梁思成去了。他被任命為法式部的主任，具體的任務是從實物調查入手，對北京地區的古建筑進行測繪、制圖、分析和鑒定。從1931年的9月到1932年的3月，是梁思成為撰寫中國建筑史而進行準備的階段——第一，他以古建筑為實物，拜老木匠為老師，逐步弄懂了宋代的《營造法式》和清代的《工程做法則例》兩部建筑古籍中的各種術語;第二，他將自己的學習心得整理成教科書式的《清式營造則例》和《營造算例》二書，以方便更多的愛好者與專業技術人員。后來，梁思成曾這樣解釋這一“基礎工程”的重要性：“研究中還有一步不可少的工作，便是明了傳統營造技術上的法則。這好比是在欣賞一國的文學之前，先學會那一國的文字及其文法結構一樣需要。”

1932年的春天，梁思成對北京地區清代宮室的調查告一段落，他向朱啟鈐建議：走出京城，于全國范圍內廣泛尋找不同朝代遺留下來的建筑——“以測量繪圖攝影各法將各種典型建筑實物作有系統秩序的紀錄是必須速做的。因為古物的命運在危險中，調查同破壞力量正好像在競賽。多多采訪實例，一方面可以作學術的研究，一方面也可以促社會保護。”于是，從1932年的4月到1937年的7月，整整五年的時間，梁思成遠離都市，遠離喧囂，他馬不停蹄地奔波在荒郊野外，一處處地尋找，一處處地調查，將自己的青春與健康全部獻給了古老的建筑藝術與文化。

1932年4月，考察河北薊縣之遼代木構建筑獨樂寺。

1932年6月，考察河北寶坻縣之遼代建筑廣濟寺三大士殿。

1933年3月，考察河北正定縣之隆興寺及其他宋遼時期的古建筑。

1933年9月，前赴山西，調查大同的上下華嚴寺、善化寺，及云岡石窟。同月，前往應縣，測繪興建于1056年的木塔，并調查渾源縣的懸空寺。

1933年11月，赴河北趙縣，考察建筑于隋朝大業年間的石橋安濟橋。

1934年8月，同費正清、費慰梅夫婦一起，二赴山西，于晉中地區調查與勘測了13個縣的古代建筑。

1934年10月，應浙江省建設廳的邀請，赴杭州商議六和塔的修繕計劃，并借此前往宣平等六縣調查，發現江南地區同樣有保存完好的元代木構建筑。

1935年2月，赴山東曲阜，勘察孔廟建筑，并作修葺計劃。

1935年9月，親赴河南，考察安陽地區的古建筑，其天寧寺雷音殿修建于遼金時期。

1935年9月，南下江蘇，考察蘇州的古代建筑及園林。

1936年5月，二赴河南，考察龍門石窟及開封的宋代建筑。

1936年6月，再赴山東，考察歷城、泰安等11個縣的古建筑，其神通寺四門塔修建于隋大業七年。

1936年10月，三赴山西，親自測繪前一次所發現的古代建筑。

1936年11月，前赴陜西，考察西安及周邊地區的古建筑。

1937年6月，二赴陜西，應邀為西安小雁塔制定維修計劃，為碑林工程做設計方案。

1937年6月，第四次赴山西，測繪宋代建筑雨花宮，并于五臺山中意外發現保存完好的唐代木構建筑佛光寺。

…………

據統計，在這短短的五年時間內，梁思成和他的同事們所到的縣市達137個，其中考察殿堂1823座，測繪建筑206組，完成圖稿1898張……尤為珍貴的是，其中的許多建筑，如佛光寺、獨樂寺、應縣塔、大同華嚴寺、正定隆興寺等等，均是首次被認識、被鑒定，它們的歷史價值與藝術價值也是第一次被介紹到了學術界和藝術界中。梁思成無愧為國內第一個用現代科學的方法研究中國古代建筑的學者，他以自己的實踐開辟了中國建筑史的研究道路。

然而，這五年間的野外考察，其艱辛與困難也非一般人——尤其是生活在大城市中的知識分子所能想象與忍受的。

比如說，測繪工作中的危險——他的學生這樣回憶道：“應縣木塔高六十多米，我們站在塔的最高一層已經感到呼呼的大風，我們上到塔頂時，更感到會給大風刮下去。但塔剎還有十幾米高，除了幾根鐵索外沒有任何可攀援的東西，真是令人望而生畏。梁先生憑著他當年在清華做學生時練就的臂力，硬是握著凜冽刺骨的鐵索，兩腿懸空地往剎尖攀去。當時的古建筑都是年久失修，有時表面上看去很好的木板，一腳踏下去卻是糟朽的。這座九百多年前的古塔，誰知道那些鐵索是否已銹蝕、斷裂。我們在下面望著，不禁兩腿瑟瑟發抖。”

再比如說，考察工作中的艱苦——他的助手這樣回憶道：“佛光寺的‘閣樓’里住著好幾千只蝙蝠，它們聚集在脊檁上邊，就像厚厚的一層魚子醬，使我們無法找到可能寫著的日期。除此之外，木材中又有千千萬萬吃蝙蝠血的臭蟲。我們站著的頂棚上部覆蓋著厚厚的一層塵土，可能是幾百年來積存的，不時還有蝙蝠的小尸體橫陳其間。我們戴著厚厚的口罩，在完全的黑暗和難耐的穢氣中好幾個小時地測量、畫圖和用閃光燈照相。當我們終于從屋檐下鉆出來呼吸新鮮空氣的時候，發現在背包里爬滿了千百只臭蟲。”

又比如說，野外生活中的困難——梁思成本人回憶道：“我們簡直就在泥濘里開汽車，有許多地方泥漿一直浸沒車的踏腳板，又有些地方車身竟斜到與地面成45度角。路既高低不平，速度直同蝸牛一樣。”這里說的是交通上的不便。“我們回到旅店，鋪上自備的床單，但不一會兒就落上一層砂土，撣去不久又落一層，如是者三四次。最后才發現原來是成千上萬的跳蚤。”這里說的是居住上的尷尬。

然而，五年來的野外調查，留給梁思成的卻只有快樂和欣慰。他將自己融入了這些古代的建筑之中，融入了燦爛的民族文化之中。無怪乎新中國建立后，針對著北京的舊城改造，他能說出這樣的話：“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樓，就像割掉我的一塊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墻，就像剝掉我的一層皮。”但當年他則是這樣說的：

中國的建筑既是延續了兩千余年的一種工程技術，本身已造成一個藝術系統，許多建筑物便是我們文化的表現，藝術的大宗遺產。除非我們不知尊重這古國燦爛文化，如果有復興國家民族的決心，對我國歷代文物加以認真整理及保護時，我們便不能忽略中國建筑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