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子張》中有這樣一句話“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也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意思是說，紂干的壞事不像傳說的那樣厲害，由于他處在忙國之君的下流地位，人們就把他當作壞的偶像，把天下所以的壞事都歸到他的頭上了，這說明歷來相傳的紂的罪惡都是陸續加上去的，《尚書》中只說，紂只是一個糊涂人，貪酒、不用貴戚舊臣、登用小人，聽信婦言，信有命在天，不留心祭祀而已。并不像后世所說的那樣荒淫無道、殘暴不仁的暴君，只是后世因他處于亡國之君位，把一切的壞事推到他身上而已，而且經過歷史層層的累積，造成后世隋煬帝暴君的形象！故此，我們不得不深思，隋煬帝究竟是不是像我們想象那樣無道？

造成我們對隋煬帝否定評價的莫過于不恤民力修筑大運河，不顧民苦數征高麗，奢華耗費三游江都，這些歷來都是人們揭隋煬帝短的焦點所在，的確，這都是勞民傷財的舉措，直接加速了隋朝滅亡，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他們的歷史作用。

大運河，歷來人們對它都褒貶參雜，既否定它是不恤民力，勞民傷財的工程，也肯定它在溝通南北、加強對東南方統治的歷史作用，但試問一下，那一項龐大的工程，不需要龐大的人力、物力支持？阿房宮不用，長城不用？后世的王朝不是不想構筑宏偉的工程，而是鑒于秦、隋因耗民力而滅亡的教訓而已，但后世哪能再現長城的宏偉、隋大運河的偉績！在此，我們先考察一下隋煬帝建造大運河的目的所在，以探尋其功過。大運河由永濟渠、通濟渠、邗溝和江南河四部分組成。

“(大業元年)辛亥，發河南諸郡男女百余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谷、洛水達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庚申，遣黃門侍郎王弘、上儀同于土澄往江南采木，造龍舟、鳳艒、黃龍、赤艦、樓船等數萬艘。”

“(大業)四年春正月乙巳，詔發河北諸郡男女百余萬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千河，北通涿郡。”

此兩段，是大運河的主體。后世因其所耗巨大，即使有其輝煌的歷史意義，亦不能抹其暴政之色彩。若僅此而論，的確如此，但是，倘若細究其建造之目的，則不然。隋之崛起，是終其四百多年之分裂局面，南北聯系失之久矣，若帝國行中央集權之政體，必要創南北之溝通，遂使大運河之創舉橫空而出，摒除南北分裂之局面，其意義不言而喻！

征高麗，往往作為隋滅的一個標志性事件，蓋因為隋煬帝數征高麗，極嚴重動搖了帝國的財政和震撼了帝國的社會基礎，籍此造成隋帝國處在風雨飄搖之中，一次士兵嘩變，遂使其壽終正寢！不難想象，屢征高麗，直接導致了帝國人民難以承受災難，無止境的征謫，繁重的徭役，迫使人民起義嬴糧而景從。

“大業七年，征遼東，煬帝遣諸將，于薊城南桑乾河上，筑社稷二壇，設方壝，行宜社禮。”

“大業九年，重征高麗，以俱羅為碣石道軍將。”

“(九年)壬午，復宇文述等官爵。又征兵討高麗。”

“十一年，河南、扶風三郡，并有馬生角，長數寸。與天保初同占。是時，帝頻歲親征高麗。”

“(十年)二月辛未，詔百僚議講伐高麗，數日無敢言者。”

屢征遼東，前兩次均以失敗告終，大業十年遂使高麗遣使投降，夫使高麗屈于淫威下，亦使帝國內部千瘡百孔，農民起義風起云涌。就此不論其影響，探釋其征遼的目的。在煬帝最后一次伐遼中，曾有這樣一段話“朕纂成寶業，君臨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沾，孰非我臣，獨隔聲教。蕞爾高麗，僻居荒表，鴟張狼噬，侮慢不恭，抄竊我邊陲，侵軼我城鎮。”姑不論此話真實性如何，但有一點可以看出，他遠征高麗，不單單是為了頌揚武功，而是為了并寰宇，一海內。試問一個盛世君主，要想有所作為，能籍以何種途徑？漢武帝時堪稱漢的全盛時期，在處理內部事務后專力外務，開疆拓土。“(武帝)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為征西羌，平之。”“及至南粵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為發南夷兵。”“越馳義侯遺應劭曰：‘亦越人也。’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被稱為開創李唐盛世的唐太宗，在后期亦專事于高麗的征服。“朕自平定突厥、破高麗已后，兼并鐵勒，席卷沙漠，以為州縣，夷狄遠服，聲教益廣。”由此可見，每一個王朝處于鼎盛之時，君主要想有所作為，必定從事于國內的統一事業，開疆拓土，以此擴大帝國的面積，漢武帝因成拓張之大業，遂留名千古，唐太宗因前期的豐功偉績，后期的拓土之失敗，亦不失其明君之名，蓋煬帝因前期無非凡之政績，而后期征高麗之失敗，使天下之漫罵聲匯于此，促成煬帝暴君之名確立。

而經過唐代一世，統治者基于治亂興衰的需要，將煬帝比之于夏桀、商紂，盡為之粉飾，遂使后世成之以惡名。以下是李世民總結的至隋朝亡國的四大罪狀——

“貞觀四年，太宗曰：“隋煬帝性好猜防，專信邪道……”

“隋煬帝志在無厭，惟好奢侈，所司每有供奉營造，小不稱意，則有峻罰嚴刑。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競為無限，遂至滅亡。”

“貞觀九年，太宗謂侍臣曰：“往昔初平京師，宮中美女珍玩無院不滿。煬帝意猶不足，征求無已，兼東西征討，窮兵黷武，百姓不堪，遂致亡滅。”

“隋煬帝好自矜夸，護短拒諫，誠亦實難犯忤。虞世基不敢直言，或恐未為深罪。”

此數則，皆是太宗與魏征的對話，而且相距煬帝時亦只有二十年，其真實性可作參詳。其一則“煬帝性猜防，專信邪道”，此不足視為無道之表現，充其量說也只是煬帝的一種性格，猜忌之心人皆有之，只是平時不外現，當有人威脅自己的地位時，亦即是有顯赫功勛的人展現在舞臺時，才促成這種猜忌成為皇帝之大忌，猛德之猜忌不使其宏偉業績黯然，即乃明證。而“專信邪道”，恰其明示煬帝之旁專權小人之充斥，虞世基就是一個典型。古語有云：“若人主所行不當，臣下又無匡諫，茍在阿順，事皆稱美，則君為暗主，臣為諛臣，君暗臣諛，危亡不遠。”這充分說明君主行為不當時，敢冒諱之諫臣的匡扶作用。假使煬帝將行暴行時，世基等人能試頭顱之不顧而厲行進諫，或許歷史會改寫。

再者，煬帝在平定南方的陳朝，溝通西域、開創科舉方面，亦取得一些顯赫之成就，在此并不累贅，觀乎一個歷史人物，并不能因往古人之評述，而一味之盲從，若要了解，則放乎當時一個特定之歷史時代里，考其得失，方不至于有失偏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