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君曼不僅是陳獨秀的生活伴侶，還協(xié)助編輯《新青年》雜志

1919年6月29日，《每周評論》上發(fā)表了胡適的一篇文章，通篇只有一段話：“你們要知道陳獨秀的人格嗎？請再讀他在《每周評論》第25號里的一條隨感錄。”

胡適提到的這條隨感錄是陳獨秀以筆名“只眼”發(fā)表的《研究室與監(jiān)獄》，文中說：“世界文明發(fā)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jiān)獄。我們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jiān)獄，出了監(jiān)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yōu)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fā)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價值的文明。”

窺一斑而知全豹。只看這一小段文字，就知道陳獨秀不是一般人。事實確實如此。陳獨秀，中國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五四運動的主帥，中國共產(chǎn)黨創(chuàng)始人之一。這樣一個開創(chuàng)新時代的人物，自小就異于常人。

從小異于常人

陳獨秀1879年出生于安徽安慶，自小隨人稱“白胡爹爹”的祖父修習四書五經(jīng)。所謂三歲看老，祖父對陳獨秀的評價是：“這孩子長大后，不成龍，便成蛇。”成龍上天，成蛇鉆草，淪為打家劫舍的地頭蛇，總之不可能成蟲、成熊。陳獨秀倒也“爭氣”，終其一生用實際行動證明了祖父的這個評語。

17歲那年，陳獨秀參加科舉考試，題目是“魚鱉不可勝食也材木”。他覺得試題狗屁不通，于是忽發(fā)奇想，弄了一堆難字和生僻的古文，牛頭不對馬嘴地填滿試卷，然后樂顛顛地回家了。回到家后，大哥問他要草稿，看完之后，一個多鐘頭沒有說話，陳獨秀這才覺得玩笑似乎開得有點大。不想，這篇不通的文章鎮(zhèn)住了不通的老師，結(jié)果，陳獨秀不但中了秀才，還是頭名。這下，陳獨秀的大哥徹底懵了。

懵懵懂懂開啟了感情生活

陳獨秀小小年紀就中秀才之首，頓時揚名四野八鄉(xiāng)，上門提親者絡繹不絕。最后，陳家長輩選中了安徽統(tǒng)帥部副將高登科的女兒高曉嵐。次年(1897年)8月，兩人拜堂成親。陳獨秀的感情生活就這么懵懵懂懂地開始了。

高曉嵐是個舊式女人，遵從“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教誨，大字不識一個。而陳獨秀雖說胡鬧，但學識淵博，通古博今，思想新潮，還通曉英、法、日三國語言。新婚伊始，陳獨秀就命令高曉嵐必須認字。偏偏高曉嵐性格倔強，死認古訓，就是不認字。這兩個年輕人，一個新潮、一個守舊，都倔強地不服對方。于是，度完蜜月，兩人一輩子的話也就說完了。不過，當時陳獨秀還年輕，整天忙得不亦樂乎，所以對不如意的婚姻生活并不在意。

從1901年開始，陳獨秀數(shù)次東渡日本，結(jié)識了蘇曼殊、黃興、陳天華、鄒容、章士釗等革命黨人，見識更長。回國后，他就開始忙活起來。他曾獨自一人辦了一份報紙，反響出奇的好，全國各地都有訂戶。有些讀者不知道是一人辦報，寫信希望把報紙辦成日報。他還曾在安徽公學兼任國文教師，上課時不拘小節(jié)，有時一邊上課，一邊搔癢，全不把綱常名教、師道尊嚴放在眼里。

帶小姨私奔

1909年，高曉嵐同父異母的妹妹高君曼來到安慶，住到了姐姐家。高君曼在北京女子師范學校讀書，是個標準的文學女青年，性格開朗，而且長相出眾，衣著新潮。高君曼在北京讀書時就讀過陳獨秀的文章，對這個姐夫崇拜之至。如今見了真人，常常纏著他問這問那，陳獨秀也是欣然輔導。

兩人年齡相近，情趣相投，時間久了，難免擦出火花。或許是因為包辦婚姻，陳獨秀就有了一份出軌的理由。而高君曼對于姐姐，或許是因為同父異母，便少了一半自責。總之，兩個叛逆的年輕人于1910年公開同居，繼而宣布他們要正式結(jié)婚。雙方父母都覺顏面無光，但也無可奈何，只能大罵逆子叛女玷辱門風，至于成親那是萬萬不會同意的。陳獨秀見正式結(jié)婚不太可能，索性帶著高君曼私奔到上海，過起了甜蜜的同居生活。

感情漸冷 分道揚鑣

1915年初夏，陳獨秀在上海創(chuàng)辦了著名的《青年》雜志(后改名為《新青年》)，1918年李大釗在北京創(chuàng)辦《每周評論》，提倡新文化，兩人一南一北，遙相呼應，歷史上俗稱“南陳北李”。1916年12月，北京大學新任校長蔡元培聘請陳獨秀擔任該校文科學長(相當于系主任)，高君曼大大方方當上了陳教授夫人。至于高曉嵐，則悄無聲息地退居幕后。1930年，高曉嵐去世，生前與陳獨秀育有三子二女。

從1910年至1925年的15年間，是陳獨秀一生中最繁忙，也是建樹最大的時期。這一時期，高君曼始終相伴左右，不僅是他生活中的伴侶，也是他事業(yè)上的支持者與助手。她幫助編輯出版《新青年》雜志，掩護陳獨秀的革命活動，充當聯(lián)絡員，甚至與他一起被捕坐牢。兩人度過了來自外界的一個個難關，但最終還是在感情這個難關上卡殼了。

自1922年起，兩人感情逐漸冷淡。據(jù)陳獨秀友人回憶：因陳獨秀與高大眾結(jié)婚后經(jīng)常外出從事進步政治活動，在家時間很少，再加上夫妻間的感情本不和諧，為了孩子的教育問題，兩人最終發(fā)展到拳腳相向。他的幾個兒子“即受母氏先入之言，對父頗少感情，而獨秀亦公而忘私，父子間極不相得”。事實上，陳獨秀對于孩子也缺乏必要的關心，如稍后陳獨秀與高君曼同居上海時，高氏時時向陳獨秀友人潘贊化哭訴：“獨秀性情與人不同，為延年兄弟不在家住食，我也苦說數(shù)次，但總不以為然，說姑息養(yǎng)奸，不可！不可！也因此事吵口多次，望你以老友資格代我懇求獨秀，使延年兄弟回家。說其為吾姐之子，其母已逝，小子何辜，我是他姨母，又是繼母，他們也很馴實，我以名義上及感情上看待他兄弟，尤甚于我所生，他兄弟失母無依，視我亦如母也。今不令其在家住食，知之者不言，而不知者誰能諒我？”而當潘贊化向陳獨秀提起此事時，陳獨秀還“以為婦人之仁，徒賊子弟，雖是善意，反生惡果，少年人生，聽他自創(chuàng)前途可也”。

無奈之下，高君曼于1925年帶著一兒一女移居南京。自此一別，兩人再也沒有見過面。(原文來自國家人文歷史的頭條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