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族人常常發(fā)現(xiàn)，用任何直接方式統(tǒng)治蒙古人都是極其困難的。在清王朝之前，沒有一個民族做到這一點，如果有例外的話，突厥和契丹等北方其他游牧民族在成吉思汗之前也許做到過，那時蒙古人數(shù)量極少，無足輕重。滿族在這方面獲得了成功，清王朝對蒙古人的態(tài)度的前后變化即為明證：起初蒙古人問題是一個外部問題，但到1911年，蒙古人問題已成為內(nèi)部問題，雖然是一個特殊問題。要解釋這種成功，我們有必要考察滿族國家的創(chuàng)始人努爾哈赤(1559—1626年)和阿巴亥(逝于1643年)時代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清王朝蒙古政策的許多先例都形成于1644年滿族入主中原前的數(shù)十年間。

1619年，努爾哈赤對明王朝感到極為憤怒：漢人一直干涉滿洲部落的事務(wù)，并成功地誘使葉赫部落離他而去。他向天地發(fā)誓要攻襲中國，重新奪回葉赫部落。但是，實施這樣大的一項行動，他需要有人幫忙。他求得了西南方一個蒙古人聯(lián)盟(名叫喀爾喀五部)的王公們的支持。

他有充分的理由做這樣的選擇。喀爾喀五部既富裕又有實力，努爾哈赤自1594年以來就一直與他們保持著良好的關(guān)系，那年蒙古王公中的羅卜桑諾顏開始定期向他派遣使者;他送女孩子給他們，也娶他們送來的女孩子作妻妾——這是內(nèi)亞必不可少的外交手段。1605年，喀爾喀五部的另外一位王公——巴尤特部落的達(dá)爾漢？巴圖魯諾顏派他的兒子恩格德爾臺吉前來向努爾哈赤叩首請安，并獻(xiàn)上良馬20匹。

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努爾哈赤把自己的皇帝(滿族稱“汗”，蒙古族稱“可汗”或“汗”)稱號歸功于喀爾喀五部;1607年，恩格德爾臺吉親率由聯(lián)盟的幾位王公所派代表組成的一批使者向努爾哈赤進(jìn)獻(xiàn)牲畜和駱駝，向他叩首，稱他為“昆都侖可汗”(“尊敬的皇帝”，滿語為“昆都侖汗”)。在此之前，他在滿文文獻(xiàn)中只是一個淑勒貝勒(智慧王)。從1616年開始，他起用了新稱號：淑勒昆都侖汗。

喀爾喀五部的這些行動應(yīng)被視為外交行動，而非政治上的臣服行動;努爾哈赤仍然需要勸說他們與他共同發(fā)起一場針對中國的軍事行動。他在致喀爾喀五部的信中如是說：“明國、朝鮮，語言雖異，然發(fā)式、衣飾皆同，此二國算為一國也！蒙古與我兩國，其語言亦各異，而衣飾風(fēng)習(xí)盡同一國也！”這個論點及其對文化異同點的強調(diào)，具有鮮明的東亞特征，它對于明朝的漢人和異族的蒙古人及滿族人具有同樣重要的意義。但是，它也包含著僅在內(nèi)亞才有的一些特點，我們可以把它們作為討論滿族早期政治理念的起點。

第一，中國、朝鮮、蒙古和滿洲都是gurun(“固倫”，意為“國家”，中國人稱為“國”)。這意味著除財富、面積和風(fēng)俗習(xí)慣不同外，它們都是平等的，這一點在早期的滿文檔案中隨處可見。對這些國家的稱呼從來沒有差異：蒙古(此時它只是在種族和政治理想的層面存在著)一直被稱為蒙古固倫(蒙古國)。

中國被稱為尼堪固倫(中國)、大明固倫(大明國)，或阿穆巴固倫(大國)——這個稱呼指的是面積，或者作為尊稱，在致明朝皇帝的信中指“貴國”。滿洲被稱為女真固倫(女真國)、滿洲固倫(滿洲國)、愛新固倫(金國，從其祖先金代女真人而名之)，或者諸申固倫(女真語，指國家)。中國人的“天下”觀有時被早期的滿族人以“天下”(abkaifejile)的名義加以利用，但其含意與中國人所指的由中國皇帝統(tǒng)治的天下帝國大不相同。

1619年努爾哈赤在致朝鮮國王函中謂：“普天之下，何國不有？豈大國獨存之，而小國盡亡耶？”此函及其他文獻(xiàn)清楚地表明，只有天是天下各國的唯一統(tǒng)治者。

固倫——政治學(xué)意義上的“國家”——的語意無疑包含了“國家”的所有內(nèi)涵。它可以單指一個國家的人民或領(lǐng)土;它也可以指王朝。固倫還可以指一個固倫的附屬部分，因此，在早期的編年史《滿洲實錄》中，哈達(dá)部、葉赫部和其他部落皆被稱為固倫，無論它們是否已被努爾哈赤征服。后來，當(dāng)努爾哈赤對它們的控制日益嚴(yán)密時，有時也用其他名詞稱呼它們：aiman(部落)、tatan(部落之領(lǐng)土)或golo(省)。這些名詞也以同樣的方式用之于蒙古人。

如果各國在名稱上無法互相區(qū)分，那么統(tǒng)治者又如何呢？我們在這個方面又看到了平等的做法，僅是在合法性方面做了一些考慮。中國皇帝被稱為尼堪汗，或者具體稱為萬歷汗(萬歷皇帝)、秦二世汗(秦代的二世皇帝)，等等。朝鮮國王被稱為Solhohan(朝鮮皇帝)，雖然我們發(fā)現(xiàn)在阿巴亥時期(1627—1643年)致朝鮮的最高統(tǒng)治者的函中曾用過Solhoguruniwang(朝鮮國王)的稱呼，這也許是因為朝鮮國王自稱為“王”。蒙古的情況更復(fù)雜一些：由于當(dāng)時蒙古沒有一個被所有蒙古人承認(rèn)的最高統(tǒng)治者，所以滿族人在實踐當(dāng)中把自稱為可

汗的所有蒙古統(tǒng)治者都稱為“汗”。其他蒙古統(tǒng)治者被稱為貝勒(王公，蒙古語為諾顏)，實際上，在蒙古人尊他為帝之前，努爾哈赤就自稱為貝勒。

在最初的滿文檔案中曾有一些描述理想的皇帝和王公的段落。我們在此又發(fā)現(xiàn)han(“汗”，即皇帝)之稱呼，但更常見的是一個具體的詞語：hanniyalma(皇帝本人)。在致中國人(明朝)的一封極盡自我吹噓之能事的信中，努爾哈赤說：“自汗、貝勒乃至芻蕘之丁、運水之婦，禍非外來，皆由自致也。”一直到順治和康熙朝，滿文檔案中才開始使用huwangdi(源自中文之皇帝)或abahaijui(天子)來稱呼中國的滿族皇帝。

如果我們承認(rèn)上面描述的早期滿族人對于國家和統(tǒng)治者的觀念與明王朝的觀念不同，或者說，落后的滿族人是在更先進(jìn)的文化影響下形成這些觀念的，那么它們來自何方呢？居住在附近且使用類似政治詞匯的只有蒙古人。蒙語ulus與滿語gurun的含義和用法完全相同，而且在13世紀(jì)就已面世。

與gurun一樣，ulus可以指人民，不過，蒙語中有一個更精確的詞：irgen，它有時與ulus合起來組成一個詞組：ulus-irgen。滿族人借用了這個有用的詞(irgen)，組成了一個意思相似的詞：gurun-irgen，它是半意譯半直譯的一個詞。

蒙語可汗或汗(皇帝)的使用也與滿族的汗類似。在元代，蒙古人常常把中國皇帝譯為汗。它既被用于稱呼蒙古帝國的皇帝(yekeMongolulus)，又被用于稱呼帝國分裂后的大塊封地(也稱為ulus)上的首領(lǐng)。它被平等地用于稱呼蒙古帝王和外國帝王。

由于成吉思汗及其子孫后代完成了舉世矚目的征服大業(yè)，所以，蒙古人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普天君王的觀念，有專有名詞稱呼之：grqan(普天皇帝)，或dalai-yinqaan(大海一樣大的皇帝)。在16世紀(jì)，隨著佛教知識在蒙古人中的傳播和普及，印度人的佛教法王觀念，即轉(zhuǎn)輪圣王的觀念為人們所熟悉，轉(zhuǎn)輪圣王或其別名都被用于稱呼蒙古帝王，使用得最多的是與努爾哈赤、阿巴亥及林丹汗(1592—1634年)同一時代的那些首領(lǐng)。1616年之前，滿族人似乎很少如此自負(fù)自大(雖然努爾哈赤肯定很熟悉中國的普天君王觀)，但在1616年，努爾哈赤自封為“承奉天命覆育列國英明汗”，由此擁有了多民族統(tǒng)治者的頭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