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過《后宮甄嬛傳》第五十一、五十二兩集的朋友們，一定會注意到下面的情節(jié)：齊妃眼見兒子與皇后親熱的情景，深知自己的罪行會連累兒子前途。齊妃托付皇后照顧皇長子弘時，絕望自殺。這里，就有個問題：齊妃是誰？弘時又是誰？齊妃李氏，知府李文輝女。三子，弘昐、弘昀，弘時，只有弘時活至成年，其他兩個皆殤;一女，下嫁星德。這里，我們要注意，雍正皇帝共得十子四女。

長子弘暉(1697年)，母孝敬憲皇后烏喇那拉氏。生于(1697年)康熙三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殤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實際上的第二子弘昐，因早殤而未序齒，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六月初二生，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二月二十九日殤。母齊妃李氏(時為雍親王側(cè)妃)。二子弘昀，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八月初七日生，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十月二十日殤。母齊妃李氏(時為雍親王側(cè)妃)。三子弘時，雍正削其宗籍。母齊妃李氏(時為雍親王側(cè)妃);生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二月十三日，殤于雍正五年(1727年)八月初六日。四子弘歷，清高宗，乾隆皇帝。母孝圣憲皇后鈕鈷祿氏(時為雍親王格格);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八月十三日。知道吧，從1697年夏開始，直到1704年為止的這很長一段時間里，給日后的雍正皇帝生育過兒女的，就只有齊妃李氏了。附帶說一句，齊妃李氏為雍正皇帝所生的女兒也是在這一時期。由此可見，這一時期齊妃李氏受寵的程度。

雍正皇帝第一子弘暉逝年8歲，第二子弘昀逝年11歲。此后，弘時成為雍親王府邸的大阿哥。弘歷(乾隆皇帝)出生前，年已八齡的弘時，還是雍親王的獨子。

可是，令人不解的是，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雍正皇帝宣布秘密建儲的決定時，卻以“諸子尚幼”為理由，認為不可舉行(公開)建儲。當時弘時已20歲，絕非幼齡，況且其子，雍正皇帝的長孫永珅，也已3歲。雍正皇帝的上述話語，透露他在考慮皇嗣人選時，實際上已將弘時排除在外了。按常理而言，弘時應是雍正皇帝擇嗣時的首要人選。因為他既在諸子中排行最先，又已成人，且有子嗣，其生母李氏在雍邸時已是側(cè)福晉，其名份僅次于嫡福晉烏拉納喇氏。弘時的上述優(yōu)勢，都是弘歷所不具備的。可是，雍正皇帝建儲時卻棄長而擇幼，選中比弘時小7歲，尚是一位少年，其生母鈕祜祿氏在雍邸時并無正式位號的弘歷。雍正皇帝為何不喜歡弘時呢？

弘時20歲以前，先后經(jīng)歷了康熙皇帝兩廢太子，諸皇子為謀取儲位拉黨結(jié)派，明爭暗斗，皇十四子允禵率師西征，收復藏地，康熙皇帝猝死，胤禛獲取皇位等一系列大事。乾隆皇帝稱弘時“放縱”、“不謹”，表明他具有率直、任性的性格特征。盡管尚無史料予以證實，但根據(jù)雍正皇帝其后勒令他去做允禩之子這一情況，似可判斷早在雍正皇帝繼位前，弘時對于允禩等人，即有一定好感，他對康熙朝晚期儲位之爭的看法，具有與其父胤禛截然不同的傾向性。因此，雍正元年雍正皇帝秘密建儲時，當然要將這位懷有異志之子，排除在外。盡管如此，雍正皇帝繼位前，他與弘時之間并無明顯的利益沖突。當父子兩人分別完成從皇子到皇帝，從皇孫到皇子的角色轉(zhuǎn)換后，由于具有居長、生母地位較高等優(yōu)勢條件，弘時對儲位懷有希冀，也是情理中事。然而，雍正皇帝秘密建儲后，這對父子的關(guān)系逐步惡化，雙方矛盾的性質(zhì)，也隨之改變。

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雍正皇帝的秘密建儲雖然做得十分縝密，但僅3個月后，便由他本人泄露了天機。是年十一月十三日是康熙皇帝周年忌辰，雍正皇帝并不親至景陵致祭，而是派年僅13歲的愛新覺羅·弘歷代其前往。這是一個意味深長之舉：在位皇帝特遣未來的皇帝向升天的皇帝致祭，奏告王朝百年大計已定，儲位已有所屬，并祈求先帝在天之靈的佑護。對于雍正皇帝這一舉措最為敏感，且又因之最為沮喪者，莫過于弘時。一年后，他的疑慮再一次被證實。雍正二年(1724年)底康熙皇帝“再期忌辰”，弘歷第二次“祭景陵”。至此，弘時對儲位的幻想已完全破滅，在怨恨與嫉妒心理的作用下，他進一步倒向雍正皇帝的反對派允禩一方，對其父所做一切持不以為然的態(tài)度。

雍正皇帝的繼位，使允禩等人所擁戴的皇十四子允禵帝夢成空，他們做為新帝的反對派，受到皇權(quán)的制約和打擊。雍正皇帝在秘密建儲中以弘歷為儲嗣，弘時繼承皇位的可能性永遠喪失。自身利益受到損害這一共同原因，使弘時與允禩等人在政治上相通相近，并對雍正皇帝產(chǎn)生極大不滿。從實質(zhì)上看，雍正皇帝與弘時的矛盾，具有維護或削弱皇權(quán)的性質(zhì)，隨著弘時與其父關(guān)系的惡化，他已逐步站到皇權(quán)的對立面，為皇權(quán)所不容。值得注意的是，雍正皇帝繼位后與弘時之間矛盾的發(fā)展，呈現(xiàn)出顯著的階段性特征，從中也反映出秘密建儲之舉以及雍正皇帝對允禩等人的打擊逐步升級，對于他與弘時關(guān)系所產(chǎn)生的影響。

雍正皇帝繼位初始，對弘時尚懷有父子之情，為其擇師一事，頗費心思。元年(1723)冬，56歲的安慶府教授王懋竑被召見，授翰林院編修，“命在三阿哥書房行走”。王懋竑原籍江蘇寶應，自幼師從叔父王式丹，“刻厲篤志，恥為標榜聲譽，精研朱子之學，身體力行。”雍正皇帝特從千里之外，找來一位惟謹惟慎，具有濃厚封建正統(tǒng)思想的宿儒，專門輔導弘時的學習，用心可謂良苦。這說明他對弘時尚抱有一定希望，認為后者或許能夠在師傅的言傳身教下，有所長進，改弦更張，使父子關(guān)系得到改善。

福建漳浦人蔡世遠被雍正皇帝選做弘歷與弘晝的師傅之一。史載，王懋竑上任后，與蔡世遠“同侍內(nèi)廷，卯入酉出，敬謹奔走”。看來，雍正皇帝繼位后，即闔家遷入紫禁城皇宮，弘時雖已完婚生子，但亦同住宮內(nèi)，并未分府另居。雍正皇帝所稱弘時“斷不可留于宮庭，”即指此而言。

清宮每年歲末，例由皇帝向大臣頒賜福字。元年十二月，雍正皇帝“命書房中有未得福字者，令親詣養(yǎng)心殿”。適逢“三阿哥奉差出府”，王懋竑“不往書房，不得與賜，而蔡公獨得之。次日，三阿哥言當請賜”，王懋竑“以小臣不敢請”，與戶部尚書張廷玉相商，張廷玉對他的態(tài)度深表贊賞。這件事中，弘時的率直性格與王懋竑的謹小慎微作風，都表露無遺。弘時的“奉差”則表明，此時雍正皇帝與弘時的關(guān)系尚未破裂。雍正二年(1724年)，王懋竑奔喪還鄉(xiāng)，雍正皇帝令其“治喪畢即來京，不必俟三年滿”。說明在他看來，王懋竑對弘時的規(guī)勸與教育，是無人能夠替代的。是年冬暮，有從京師至江南辦事的官員見到王懋竑，“促來春進京，且致三阿哥惓惓屬望之意。”足見弘時對師傅王懋竑頗有感情。更重要的是，這反映出直至雍正二年(1724年)底，弘時的情況還屬正常。雍正三年(1725年)八九月間，王懋竑扶病返京，但“養(yǎng)疴旅邸，不接一客”，半年后休致歸里。有關(guān)史籍記述他返京后的情況時，都只字未提三阿哥，表明弘時這時已出事，雍正皇帝勒令他做允禩之子，當發(fā)生在三年(1725年)八九月之前。王懋竑的養(yǎng)疴與休致，同他為避禍端而生急流勇退之念，或許也有一定內(nèi)在聯(lián)系。

促使雍正皇帝與弘時關(guān)系急劇惡化的具體原因與過程，已無考，但看來與清除反對派的進程，息息相關(guān)。雍正皇帝清除反對派的斗爭始于雍正二年(1724年)。翌年二月后，因“三年服闕”，雍正皇帝不再有所顧忌，打擊力度隨之加大。所以，雍正三年(1725年)春夏之交，弘時因儲位落空而與皇父的矛盾迅速激化之際，也恰是雍正皇帝清除反對派的斗爭全面展開的關(guān)鍵時期。正是在此期間，弘時的立場完全轉(zhuǎn)向允禩等人，同雍正皇帝的關(guān)系徹底破裂，按照他的稟性，甚至還可能公開表示對允禩等人的同情，以及對雍正皇帝的非議。這自然需要極大的勇氣，而允禩等人也會以各種方式，予以拉攏。弘時在受到被逐出宮、勒令為允禩之子的嚴懲后，并未退縮，依然故我。因此，四年(1726年)二月，雍正皇帝將允禩、允禟等人從玉牒除名僅僅一個月后，對弘時也予以同樣懲處。三年(1725年)春夏之間，雍正皇帝公開表示與弘時父子之情已絕，勒令他去做允禩之子，這不僅是為“教導”其他皇子，更重要的是為了警告仍“以允禩為屈抑”的諸王大臣們，“使知儆戒”。弘時被除宗籍，交與允祹“養(yǎng)瞻”后，其心情與處境皆可想見。僅僅挨過一年半，24歲的弘時便郁郁而終，也是不難預料之事。

弘時事件，不僅是雍正皇帝個人家庭生活中的一幕悲劇，而且是那一特定歷史條件下，滿族統(tǒng)治集團內(nèi)部權(quán)力之爭的產(chǎn)物。雍正皇帝在清除反對派的斗爭中株連甚眾，打擊面過寬，以致遭到眾多皇室、貴族成員及朝臣們的抵制與暗中指責。這一不滿情緒與輿論勢頭之大，甚至沖擊到雍正皇帝本人的家庭，連其親子也加入反對派營壘，站到了他的對立面。雍正皇帝對弘時的嚴懲，只是可以泄憤于一時，卻無法改變他在清朝最高統(tǒng)治集團中的孤立處境。乾隆皇帝繼位后，立即著手解決宗室成員所受懲處問題，釋放允禵等人，恢復弘時的宗籍，并輔以其它一系列糾偏措施。這固然是為了促進宗室內(nèi)部團結(jié)，以鞏固統(tǒng)治，但也間接表明，即使是雍正皇帝所選定的嗣皇帝，對于他的有關(guān)做法，同樣懷有異議，只是隱而不露罷了。

弘時事件發(fā)生在清朝皇位繼承制度由嫡長子皇位繼承制向秘密建儲制嬗變的轉(zhuǎn)型時期，是兩種皇位繼承模式交叉碰撞下出現(xiàn)的一個歷史現(xiàn)象。弘時對儲位的希冀，表明嫡長子皇位繼承制中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的觀念，對他已有較深影響，使之不自覺地以此做為要求雍正皇帝立己為嗣的根據(jù)。他在價值觀等方面，同清朝入關(guān)初期的皇子(如順治皇帝之子，實際為皇長子的福全以及康熙皇帝長子允禔)相比較，已有明顯不同，受到漢文化熏陶而留下的印記，在他身上更為突出。

秘密建儲的實施，并不能完全消除皇子對儲位的希冀，更無從根絕他們的權(quán)力欲望。弘時在雍正初年政治風云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一個生動實例，此后清朝的歷史，也將繼續(xù)證明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