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貴妃死于馬嵬坡的故事，可謂家喻戶曉。但是，楊貴妃魂歸離恨的真正原因，或者說是被誰殺死的，詩家有不同的說法。

杜甫與白居易觀點相反

杜甫名詩《北征》最后一節，寫到“馬嵬事變”：“憶昔狼狽初：事與古先別……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周漢獲再興，宣光果明哲……”從其中“中自誅褒妲”一句看，杜甫似乎是說，楊貴妃是被唐玄宗親自下令處死的。

劉禹錫《馬嵬行》詩轉述當地小孩子的說法：“軍家誅戚族，天子舍妖姬。”具體細節是：“群吏伏門屏，貴人牽帝衣。低回轉美目，風日為無暉。貴人飲金屑，倏忽舜英暮。”意思是，唐明皇在軍人的逼迫下，不得已(請特別注意“舍”字)用內含金屑的毒酒賜死楊貴妃。

白居易《長恨歌》敘述唐明皇帶著楊貴妃逃至“西出都門百余里”的馬嵬驛時，“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顯然，白居易認為，楊貴妃是被扈從軍人處死的。

鄭畋《馬嵬坡》詩是這樣寫的：“玄宗回馬楊妃死，云雨難忘日月新。終是圣明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詩中雖然說唐明皇難以忘懷楊貴妃，但主要內容是：拿南朝陳后主(隋軍攻占南京時，他跟妃子張麗華、孔貴嬪一起躲在景陽宮一口枯井里)作反襯，說明唐明皇圣明，能夠在危急時刻，為了國家利益，下令處死自己寵愛的妃子。

這幾首詩，都是唐人詠“馬嵬事變”的名詩。他們的觀點態度，大致可以分為三派：杜甫、鄭畋似乎認為，唐明皇在處死楊貴妃一事上是主動的;白居易強調扈從軍人(六軍)的作用，沒提唐明皇的作用;劉禹錫介于兩者之間，既強調了軍人的作用，也沒有忽略唐明皇的作用。

那么，孰是孰非、孰優孰劣呢？

史書說得也含糊

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十二引魏泰《隱居詩話》，對劉禹錫、白居易的觀點、措辭很不以為然。魏泰特別贊賞杜甫的說法，因為它肯定了唐明皇能夠吸取夏商末代君主的失敗教訓，“畏天悔過，賜妃子以死”。至于鄭畋的《馬嵬坡》，意思倒是沒錯，但是，“詞句凡下，比托無狀”，不值得一說。

今人周振甫先生在《詩詞例話》一書中，完全不同意魏泰“站在封建統治階級的立場上”的觀點。他認為，魏泰的觀點是“極端錯誤的”。他認為：這幾首詩中，白居易寫得最好，因為“寫出了事實的真相，寫出了唐明皇無可奈何的心情，也寫出了在危急時犧牲楊貴妃的丑惡表現”;劉禹錫寫得不如白居易，“劉雖然也寫了事實，但他用‘妖姬’兩字，具有‘女人是禍水’的錯誤觀點”“鄭畋歌頌唐明皇是圣明天子，違反官軍迫死楊貴妃的事實，是不對的”“杜甫還要替唐明皇美化，寫得最不行”。

我認為，周振甫先生的觀點，也未免帶有時代的烙印。其實，孰是孰非的問題，都是可以討論的。首先，楊貴妃被處死，原本就是多方作用的結果;其次，史書記載也頗含糊，不見得是詩人們故意歪曲;再次，評論詩歌好壞，不能簡單依據是否反映了自己認為的所謂“事實”，還應該考慮到寫作的時代背景等情況。例如，杜甫寫《北征》一詩，時當“安史”亂中，肯定唐明皇“中自誅褒妲”，或許有勉勵君王、激勵斗志的用意。蕭滌非先生的《杜甫詩選注》云：“在當時危急存亡的情況下，把皇帝說成一個昏君，便要影響舉國上下‘同仇敵愾’的情緒……”此說有理。事實上，杜甫也并非真的認為，楊貴妃就是唐明皇親自處死的上引《北征》詩句，接著還有“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微爾人盡非，于今國猶活”幾句。杜甫特意提到當時兵諫主事者龍武大將軍陳玄禮，并給他如此崇高的評價。可見，杜甫并沒有絲毫抹殺軍人作用的意思。他只不過是把話說得委婉一些，藝術一些罷了。

自作孽不可活

其實，楊貴妃的被縊殺，直接原因固然是馬嵬坡禁軍兵諫和玄宗許可兩個。但是，禍根早已種下。對此，新舊《唐書》里的《楊貴妃傳》都有所透露。

《舊唐書》云：“及祿山反，露檄數國忠之罪。河北盜起，玄宗以皇太子為天下兵馬元帥，監撫軍國事。國忠大懼，諸楊聚哭，貴妃銜土陳請，帝遂不行內禪……”《新唐書》云：“祿山反，以誅國忠為名，且指言妃及諸姨罪。帝欲以皇太子撫軍，因禪位，諸楊大懼。哭于廷。國忠入白妃，妃銜塊請死，帝意沮，乃止……”

根據新舊《唐書》的如上記載，我們知道：楊貴妃之死，曾經百般討好她的“干兒子”安祿山是重要有力的推手;后來(公元756年)在靈武繼位的太子李亨(唐肅宗)，有可能是“馬嵬事變”里誅殺楊貴妃的幕后操手。

不過，歸根結底，楊貴妃的悲劇，根源還在于她那位臭名昭著的堂哥楊國忠的多行不義，在于她及其姊妹的不懂得謹言慎行，明哲保身。還是應了那句古語：“天作孽，猶可恕;自作孽，不可活。”楊國忠、楊貴妃兄妹，早在“馬嵬事變”之前，已經很清楚地知道，只要玄宗一退，沒有人能再罩著他們，他們犯下的罪孽，造成的禍害，立刻就會遭到清算，末日就會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