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齡于1897年生于上海，排行第四，上有姐姐宋靄齡、宋慶齡，哥哥宋子文，下有弟弟宋子良、宋子安。其父宋耀如是我國少數(shù)早期留美的學生之一，受了十年的西方教育后回國，經(jīng)過自己的奮斗，成為上海最負盛名的且具有強烈愛國主義精神的資本家。

宋美齡的母親倪桂珍出身名門，是明代大學士徐光啟女兒的后裔，畢業(yè)于上海培文女子高等學堂。有一對開明的父母及開放的家庭，這就為宋美齡提供了比一般人更優(yōu)越的學習環(huán)境和中西合璧的教育條件。她5歲就被送入當?shù)亟虝W校就讀，1908年，年僅10歲，就遠渡重洋，被“高瞻遠矚”的父母送到美國的貴族學校讀書。1912年，14歲的宋美齡進入馬薩諸塞州的衛(wèi)斯理女子學院學習。

在四年的大學生活期間，她主修英國文學、圣經(jīng)史，選修哲學、講演學、天文學、歷史學、植物學等，還學了法語和音樂理論、小提琴、鋼琴。如此全面的教育既培養(yǎng)了她良好的個人素質和才能，也塑造了她良好的性格。1917年8月，19歲的宋美齡以優(yōu)異的成績畢業(yè)，獲得了該校授予學生的最高榮譽稱號——“杜蘭特學者”。留學十年，她走遍了美國各州，對美國的了解非一般中國人所能及，個性也是地道的美國式了。她形容自己“只有我的臉像個東方人”。接受了十年完整的西方教育和西方思想的洗禮，也開拓了較為寬廣的國際視野，她的價值觀、思維方式被打上深深的西方文化烙印。

1917年8月，宋美齡從美國回到上海后，她父母為她請了一個私塾先生教了她好幾年的漢語和中國傳統(tǒng)的歷史文化。1918年5月，宋美齡的父親病逝后，宋美齡與母親一起生活，并開始進入上海的社交生活，廣交社會名流。

1922年12月，24歲的年輕漂亮、氣質非凡的宋美齡和蔣介石在一次基督教晚會上相遇，蔣介石對她一見鐘情，在1927年寫給她的情書里這樣評價她：“功業(yè)宛如幻夢，獨對女士之才華容德戀戀終不能忘。”蔣介石于是決心不惜一切代價娶她為妻，但遭到宋美齡的母親和姐姐宋慶齡的堅決反對。蔣介石的求婚進程取得突破性進展，是在1927年3月他率北伐軍殺進上海后。

經(jīng)過長達五年的求婚歷程，為了宋美齡，蔣介石入教受洗，在宋靄齡的力促下，終于成就這樁富有政治權勢前景的婚姻。1927年12月1日，40歲的蔣介石和30歲的宋美齡在上海大華飯店舉行了婚禮，結為夫妻。《紐約時報》第二天就在頭版頭條位置報道了婚禮的盛況，《上海時報》也對此做了報道：“這是中國人一個顯赫的結婚典禮。這場婚姻使得南京軍隊過去最強有力的領導人和新娘的哥哥——宋子文的家庭以及國民黨創(chuàng)始人——已故孫中山博士的家庭聯(lián)結成一體。”這樁被人形容為“玫瑰與權杖的結合”的婚姻，為宋美齡日后所擁有的一切和使她在中國歷史上“有所作為”提供了一個廣闊的政治舞臺。

此后，因為不同尋常的閱歷和家庭背景、家族背景，她很快便在中國政壇上嶄露頭角。有人說，宋美齡是一條政治紐帶，通過蔣宋聯(lián)姻，把孔宋財團和蔣介石結合在一起，形成了四大家族的政治和經(jīng)濟聯(lián)盟，統(tǒng)治中國長達二十二年之久。同時，宋美齡也是一座文化橋梁，其深厚的美國文化背景把蔣介石政權和美國政府緊緊連在了一起。在某種意義上說，宋美齡是東西方文化交融的產(chǎn)物，她也因此起到了中華民國歷史上中西文化溝通的一些“橋梁”作用。

從1925年到1948年蔣介石掌握國民黨大權的二十多年里，宋美齡作為第一夫人長期活躍在中國的政壇上。她以她的智慧、才能、魅力和愛心，在內政、外交、軍事、教育、文化等方面廣泛參與決策，襄助丈夫，她在臺前和幕后為蔣介石做了大量工作，成為丈夫的得力助手。宋美齡的“參政”程度是其他國家的第一夫人望塵莫及的。

宋美齡成為第一夫人后，不僅可以在枕邊議論政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參與決策。

為幫助蔣介石武力統(tǒng)一中國，在中原大戰(zhàn)開戰(zhàn)前，宋美齡是兵馬未動，夫人先行，利用女性特有的細心和精明，爭取了韓復榘對蔣的支持，為蔣取得戰(zhàn)爭勝利和統(tǒng)一中國立了功。在蔣介石對紅軍的圍剿中，宋美齡為蔣打氣助威，出謀劃策。

在1934年蔣介石發(fā)動的新生活運動中，宋美齡親自作宣傳鼓動工作，隨蔣介石視察各地，把教會改造社會的理想帶入“新生活運動”，后來正式擔任了“新生活運動”的總主任，成為宣傳員和直接實施者。她出任全國婦女指導委員會的指導長，統(tǒng)領各界知名人士大張旗鼓，大造聲勢，把這項所謂“心靈道德建設”推向全國，并向國外廣為宣傳。她把移風易俗、改造社會作為民族復興刻不容緩的工作。她借助于基督教協(xié)進會的力量，在江西設立了11個實驗區(qū)，從事農(nóng)民福利與衛(wèi)生等物質建設。盡管新生活運動無疾而終，但它不僅提高了宋美齡個人的聲望，也鍛煉了她的參政能力。

宋美齡還積極投身于慈善事業(yè)，1928年8月，她親手建立“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和女校”，以紀念為黨國犧牲的將士先烈，養(yǎng)育他們的子女。在辦學過程中，宋美齡主持勸募經(jīng)費，確立辦學理念和具體的教育事項。這個學校是她公益事業(yè)的一個起點。學校的畢業(yè)生，從1928年到1990年代，曾經(jīng)遍布在世界各地，他們對宋美齡心存感恩。

九一八事變后，宋美齡負責組建空軍，1936年第一次擔任軍政要職，成為中華民國航空委員會秘書長。她不僅總攬空軍的人事大權，還協(xié)助采購飛機，培養(yǎng)飛行員，爭取外援和籌集經(jīng)費。此外，她還把許多時間花在有關航空理論和飛機設計的學習上。她和外商洽談，訂購了價值2000萬美元的產(chǎn)品。在她的主持下，1937年，國民黨的空軍部隊初步建成，且空軍地位迅速提升，裝備大為改善，已經(jīng)擁有500架飛機。她掌管空軍期間，還延攬了驍勇善戰(zhàn)的美國空軍中校陳納德組建了名揚中外的“飛虎隊”，“飛虎隊”在接下來的反擊日寇的斗爭中，屢建戰(zhàn)功。

1938年春，宋美齡因健康原因辭去航委會秘書長一職，由其兄宋子文接任，但她始終掌握著空軍的人事、采購甚至訓練大權，被稱為“中國空軍之母”。她不僅參與了空軍的建設與訓練，還參與了一些空戰(zhàn)的戰(zhàn)略設計。在1938年中國空軍遠征日本時，她從頭至尾參與部署與指揮，并發(fā)表講話說：“我們派飛機空襲東京，表明我們有能力轟炸東京。但我們是正義的斗爭，不傷及日本的婦孺百姓，我們只帶上數(shù)十萬份傳單散發(fā)遍告日本國民，中國是不會屈服的，全民有抗戰(zhàn)到底、最后勝利必屬于我們的決心，而你們卻是危險的，趁早回頭吧。”

西安事變發(fā)生后，她以深刻的政治洞見，自信和果斷，鎮(zhèn)定和理智，在南京舌戰(zhàn)眾多的主戰(zhàn)派，堅決主張停止軍事討伐，制止了何應欽的陰謀，避免了國家分裂。之后，她又親赴西安，安撫張學良、楊虎城，與各方力量斡旋，促進了危機的化解，為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特別是此后的國共合作共同抗戰(zhàn)，起了其他人不能替代的獨特的作用。為此，她贏得了國際輿論的贊譽，美國外交官約翰·戴維斯形容她“具有一種要是在前一個時代就會把她推上皇位的氣質”，是力挽狂瀾的第一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