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在《出師表》中說：“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qū)馳。”后世公認的三顧茅廬，蓋源于此。

但是歷史上還有另外一說，即劉備屯兵樊城時(司令部扎在這里，軍隊屯駐于新野)，曹操剛統(tǒng)一北方，諸葛亮知道，荊州是下一個目標，而劉表性格猶豫，不懂軍事，故而特去找劉備。劉備同諸葛亮素無交往，且見他年輕，故以普通讀書人看待，并不經(jīng)意。

諸葛亮（網(wǎng)絡配圖）

在其他人走后，諸葛亮獨自留了下來，劉備也不聞不問，只在那里編牦牛尾巴。諸葛亮問：“您是要實現(xiàn)遠大志向，還是僅滿足于編織牛尾？”劉備這才知道面前的青年人很不簡單，扔下牛尾巴答道：“這是啥話，我是借此排泄心中的憂愁而已！”接下來，在一問一答中，諸葛亮托出了近似《隆中對》的制勝方略。這段內(nèi)容載之于《魏略》，《九州春秋》也有大致相同的內(nèi)容。

在這里，三顧茅廬與自己投奔兩說又對立起來，到底哪一說才是事實？

現(xiàn)在看來，難分真?zhèn)危碛扇缦拢?/p>

第一，蜀漢政權(quán)由于特殊的歷史原因，沒有保存早先的原始資料供史家查詢，諸葛亮是當事人，他的敘述似乎應該更可靠一些。然而這又是孤證，另一當事人劉備并沒有留下三顧的證據(jù)。

第二，曹魏政權(quán)是東漢政權(quán)“禪讓”的結(jié)果，它比較穩(wěn)定，也有相應的史官及制度。更重要的是，《魏略》與《九州春秋》成書前，同其他史書一樣，都有個史料收集的過程。隆中的文化圈子中，石韜、徐庶、孟公威等都在曹操、曹丕處做官，他們的回憶錄或談話，必然存在于當時，因此才能將諸葛亮自己投奔的過程說得繪聲繪色，以致微小細節(jié)都不遺漏。然而，那三人畢竟只是局外人，他們的敘述大多也是聽說而來的。

諸葛亮（網(wǎng)絡配圖）

第三，劉備不高看諸葛亮而自結(jié)牛尾，同《襄陽記》又發(fā)生矛盾。以此書記述，劉備訪問荊襄名士司馬徽(即水鏡先生)時，司馬徽曾說：“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杰。此間自有伏龍、鳳雛。”當劉備詢問是誰時，他回答說：“諸葛孔明，龐士元也。”以此觀之，諸葛亮找上門投靠劉備就難成立。然而《襄陽記》擁劉的政治傾向過于明顯，作可信史料尚得謹慎。

綜合上述三點，在難以斷定的情況下，不如像為《三國志》作注的裴松之那樣，將胸懷放廣闊一些，讓兩個都有依據(jù)的史料共存一爐，別作武斷式砍伐。

如果是三顧茅廬，那么，它就是諸葛亮與徐庶合演的雙簧，但諸葛亮不肯“廉價出售”，須抬高身份以便于才盡其用。徐庶投奔劉備后，得到劉備的器重，進而推薦說：“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愿見之乎？”這當然是得到諸葛亮同意之后才推薦的。如果諸葛亮不愿意出山或者未選中劉備，作為好友的徐庶，斷不能造次。在徐庶他們的文化圈子中，還有龐士元、崔州平、石廣元、孟公威等人，何以獨獨推薦諸葛亮而不推薦其他人？當然是他們當時不肯投奔劉備的緣故。

諸葛亮（網(wǎng)絡配圖）

劉備說：“君與俱來。”徐庶答道：“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徐庶投奔劉備，客觀上是在為諸葛亮投石問路。既然諸葛亮已經(jīng)選中了劉備，當然要同徐庶談及相見的形式，只有諸葛亮不肯沿街叫賣時，徐庶才能傳遞出“可就見，不可屈致”的信息。顯然，這是在抬高價碼。“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

當諸葛亮決定投靠劉備時，其心情是迫不及待的，并作了充分的應對準備，而前兩次的未曾出來相見，就有了矯揉造作的嫌疑，顯然是在抬高價碼。然而他又謹遵了“事不過三”的古訓，所以在劉備第三次相顧時揭開門簾子走了出來。劉備是否看出了雙簧的把戲，我們已無法得知。但是，劉備獲得了禮賢下士的美名。剛一見面，諸葛亮就和盤托出了驚世駭俗的《隆中對》，他把天下形勢剖析得那樣透徹，把劉備的因應策略和將來的發(fā)展宏圖都作了精當?shù)囊?guī)劃。這當然不是即興之談，而是作了充分準備的結(jié)果。諸葛亮要取得劉備的充分信任，就必須一炮打響，讓買家知道物有所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