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看過《康熙微服私訪記》，可是康熙帝真的“微服私訪”過民間嗎？這可不好判定。因為皇帝作為君主，其實是不可以走到民間去接近群眾的，歷史上也沒有史料可以證明康熙走訪過民間。

《圣祖仁皇帝圣訓》設有“省方”類目，記載康熙皇帝有關巡幸的一些諭旨，表明康熙皇帝的行政特色。省方，就是視察四方。翻開《清圣祖實錄》，有關康熙皇帝巡幸的記載連篇累牘。他東巡山東，西巡陜西，北巡塞外，南巡江浙，京畿之地更是頻繁巡視之地。巍峨泰山、名勝孔府、壯麗五臺、蒼莽草原、清秀水鄉(xiāng)都留下了康熙皇帝的足跡，不過他的巡視主要不是為了游玩，而是出于政務的考慮，從這個角度看，康熙巡幸是勤政的反映。

我們還是看看康熙皇帝巡視地方的一些具體情形，以了解康熙巡幸的歷史面貌。康熙皇帝最有代表性的巡視是六次南巡。南巡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解決“黃淮沖決為患”的問題，親歷河道，尋求治河方案，考察治河工程；同時周知吏治，觀覽民情。南巡主要走水路運河，御舟自京而下，途徑直隸（今河北）、山東、江浙，最遠到達蘇杭。

康熙皇帝十分注意巡幸，盡量避免騷擾百姓。他要求凡巡幸一切需用之物，皆從節(jié)儉，巡幸需用草豆木炭食物，概勿令地方官派取民間，擾害百姓，由衙門照時價采買供給。巡幸時常帶負責監(jiān)察的科道官，稽查強行買賣擾害百姓者。要求地方文武大小官員不許與扈從官員以戚友送禮，對于饋送收受人員，“以軍法從事”，其扈從大小官員及隨往仆役，如有橫行生事擾民者，一并從重治罪。還到處張貼安民告示，聲明發(fā)現地方官私征，定行從重治罪。要求凡經過地方，百姓須各安生業(yè)，照常生活，不得遷移遠避，反滋擾累。康熙皇帝巡視也注意減少隨從人員，輕裝南下，巡視堤堰，沿途皆設營幄，不御屋廬。康熙皇帝說自己“便道至浙江觀風問俗，簡約儀從，鹵簿不設，扈從者僅三百余人”。據此可知簡約情形下他的巡視隊伍規(guī)模。巡幸駐蹕之處，他說也未有超過三日的，擔心扈從人眾，恐多留一日即滋百姓一日之擾。可見他注意節(jié)制，盡量少給百姓找麻煩。

盡管如此，地方官害怕接駕不周，同時也想借機斂錢，還是有擾害百姓之事的。康熙皇帝就曾說：各省不肖官員借口修理行宮，供備器物，并建造御書碑亭等項名色，動用正項錢糧。說是捐俸償還，并不償補，及至虧空數多，復加倍私派科斂肥己，以致給百姓帶來沉重負擔。種種弊端，不可勝指。巡幸免不了加重百姓的經濟負擔。

康熙皇帝認為：“百姓足則國家充裕，若期比屋豐盈，必以蠲租減賦，除其雜派為先。”同時他為了減輕巡幸沿途百姓的負擔，經常蠲免沿途地區(qū)的地丁錢糧。如第二次南巡，將江南全省積年民欠一應地丁錢糧、屯粱蘆課、米麥豆雜稅二百二十余萬概與蠲除。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皇帝第三次南巡，看見淮揚一路既困潦災，所過州縣耕獲、市場不及以前二十三年（1684年）、二十八年（1689年）第一、二次南巡時，認為：“此皆由地方有司奉行不善，不能使實惠及民”，因此“亟思拯恤，截留漕糧，寬免積欠”。采取切實措施減輕百姓負擔。他也認識到，蠲免錢糧原為百姓小民，然而田畝多歸縉紳豪富之家，小民所獲甚微，無田窮民未必均沾實惠，約計人民有恒業(yè)者十之三四，余皆賃地出租，所余之糧僅能度日。于是要求地主也要給佃戶適當免收地租，調整主佃及其與國家的關系。

由于康熙皇帝大量蠲免錢糧，民間有建立碑亭稱頌的，康熙皇帝擔心此舉各地仿效，未免致?lián)p民力，下令停止建造。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南巡駐蹕蘇州府城內，正逢生日萬壽節(jié)，官民奏進各種食物。康熙皇帝以“因閱視河工，巡訪風俗而來，非為誕辰也”，謝絕禮物。

康熙皇帝還以江南浙江為人文萃集之地，入學名額應酌量加增，又于府學分大中小各增五名，以示獎勵人才之意，也有同江南知識分子聯(lián)絡感情作用。

清朝常有百姓攔截官輿告狀之事發(fā)生，皇帝的輿轎被攔阻，勢必影響巡視進展，也不利于安全。于是還嚴禁軍民懷奸挾詐，希逞私憤，善于駐蹕處所告訐；倘有妄控，除所告事不與準理外，仍嚴加治罪。從這一點看，康熙皇帝是不會喜歡進行微服私訪的。

但是，康熙皇帝巡幸也不是不見百姓。他到了揚州一帶，因不嚴警蹕，百姓男女老幼奔走雜沓，瞻望恐后，高岸水次，甚至有傾跌之虞。于是要求百姓：“止于夾道跪迎，毋得紊亂追趨，致有諸患。”康熙皇帝巡視山東時，所經城邑百姓扶老攜幼，夾道歡迎，康熙皇帝詢問道路旁的百姓收成情況，得知“連歲順成，民生稍得安業(yè)”。一般來說，南巡多由舟行，官民群集兩岸迎駕，由陸路西巡，經過郡邑官民無不扶老攜幼，歡騰道旁。康熙皇帝令在乘輿左右備咨地方利弊，據說大家都暢所欲言。康熙皇帝曾巡幸至德州，見有一二災民流移道路，于是詢問疾苦，表示關心。

康熙皇帝自稱通過到處巡幸，因此風俗民情無不洞悉。巡視南方時注意米價的變動和市場供求關系，防止米價上漲；關心全國各地納稅交銀而加征的錢糧火耗數量，反對官員加重火耗；了解到江浙人喜好爭訟，告誡改變風尚；認為江南人習尚奢靡，家無儲蓄，山西商人多在當地經商，勤儉生活，故多富饒，倡導移風易俗。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皇帝對大臣說：“朕巡幸七省，畿輔秦晉民俗豐裕，江浙則較三十八年時更勝，山東近因水旱大異疇昔，河南百姓生計甚艱，此二省之民深歷朕懷。”這是他巡視地方得到的民生印象，非端居宮中的帝王可比。康熙皇帝評價說：江浙山東等處地方官，因他不時巡幸，各加勉力，操守皆優(yōu)，山陜官員則劣甚。并說他恨貪污之吏，更過于搞分裂反叛的噶爾丹，此后澄清吏治，如策劃平息噶爾丹就好了。

巡視使康熙皇帝了解到一些民間具體情況，對于行政決策起到了好的作用。如他針對各省督撫上奏編審人丁數目，并未將增加之數全部上報。于是說他凡巡幸地方，所至詢問一戶或有五六丁止一人交納錢糧，或有九丁十丁亦止二三人交納錢糧，其他人并無差徭，共享安樂。西南平定以來，人口日增，土地開墾耕種，生齒實繁。為掌握人丁的實數，決定從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起滋生人丁永不加賦。

康熙皇帝巡視地方也不耽誤工作。如康熙二十三年首次南巡，規(guī)定奏章俱三日一送行在（“行在”是指皇帝所在的地方，本指京都。后泛指皇帝所到之處。），有時內閣送來的時間晚了，他要批閱到深夜。

電視劇終究只是電視劇，沒有史證，終究只是后人的戲說罷了。但從康熙帝的評價上不可否認康熙帝是一位勤政愛民的好皇帝。并且它也的的確確是中國歷史上巡察社會與了解民情最多的皇帝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