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年，英國馬戛爾尼使團訪華。乾隆皇帝的臣子們，從理藩院尚書和珅、大學士松筠到新任兩廣總督長麟，以及陪伴全程的天津道臺喬人杰和通州協將王文雄，都對馬戛爾尼使團很友好。訪華期間，滿清官員賜予了特殊照顧，許多做法不符合現代外交慣例。比如說，英國使臣需要一條內褲，陪同得知后，買來送給他，并不收錢，都在皇上的“款夷”經費中報銷了。在這些枝節問題上，清政府保持著一貫的“以大事小”，居高臨下的虛驕。按照乾隆皇帝的諭旨，就是要：“速將英吉利貢使送走，于嚴切之中，仍寓懷柔。”

和英國人關系最僵的是“鷹派”人物，就是前任兩廣總督福康安。他在廣州時，對外國商人采取過嚴厲限制。1793年使團在北京和熱河，福康安堅決主張讓英國使臣行三跪九叩的謁見大禮。不過，在英國人南下回廣州的時候，接近使臣的北京官員們告訴說，現任的浙江巡撫長麟，正直仁慈，已經獲得遷任，要到廣州接替福康安，接任兩廣總督的位置。他對外國人比較友好，一定會好好招待。

果然，使臣們到了杭州，長麟出面宴請使臣，邀他們到自己的府邸作客，請他們看戲班子堂會。在我們編輯的《大清帝國城市印象》中，定名一幅英國銅版畫為《官府宴請》，考證為巡撫長麟的家庭宴請。最后，長麟還決定提前赴任，陪英國人一路從杭州出發，跋山涉水，翻越庾嶺，到廣州履新。總督到了粵北城市韶州才和使臣們分手，為什么不再一路南下，歡談到廣州？據使臣們估計，這只是害怕廣東人議論他與英國人過于親近。

中國之行的后半段，和馬戛爾尼使團關系最為密切的三個人是候任兩廣總督長麟、喬人杰和王文雄三位官員。中國傳統政治的待客之道，并不區分國家、政府和私人，談得來的時候，就公私不分。官場之外的私下接觸，官員把英國使臣迎到自己府第，個別對話，朝廷并不怪罪。喬、王兩人從1793年7月31日在天津迎接馬戛爾尼，到12月31日在廣州和英國人一起玩過新年分手，五個月里，和英國人朝夕相處。長麟于11月9日在杭州初見，到廣州告別，也有2個月。他們和使臣們有很好的關系。離開了北京官場，訪華進入后半程，中外人士開始投機。在輕松隨便的場合，長麟和喬、王等人告訴英國人許多朝廷秘聞，一些不該說的話，也透露出來了。

令人驚異的是，總督和兩位大人，居然透露給英國人一項當朝的宮廷秘聞：乾隆與和珅是同性戀的情人！據他們說：乾隆一生，三次墜入愛河。第一次是愛上了父親雍正的妃子馬佳。這是一次亂倫，皇后私下召見了妃子，以白綾賜其自縊了事。第二次是“回族香妃”，乾隆被自己俘獲的西域女子的不屈、堅貞和美麗傾倒，執意要娶回宮中，結果又被太后阻止，香妃也被賜死。“最后，乾隆60歲時愛上了和珅，在乾隆看來，他就是馬佳再生，并把他當成了嬖幸。他違背了天朝的規矩，把沒有為公眾建立過任何功勛的情人提拔到首要的位置上來。兩年以后就要去世的母后這次對這事情未加干涉，因為這不是女眷們的事，而是男人間的事。”(阿蘭·佩雷菲特著，毛國卿等譯：《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三聯書店，北京，1993年，第297頁)

英國人對秘聞并不十分震驚，歐洲宮廷也有這樣的故事。“皇帝也是人”，這樣反而正常。但是，他們對大臣們告知皇帝秘聞本身深感意外，“馬戛爾尼忠實地記下了喬、王兩人的談話。因為他認為兩人十分了解情況。不過皇帝的實際年齡又讓他覺得喬、王兩位在皇帝的風流艷史上的能力有些夸大其詞。中國的君臣關系過于拘泥儀式，他們兩位伴同官能對他們的君王作這樣的評價，令他十分奇怪。”(同上引書，第296頁)因為這個關系，馬戛爾尼的副使喬治·斯當東寫《英使謁見乾隆紀實》，只隱晦地提到和珅“相貌不凡……是皇帝唯一寵信的人”，沒有明說。由于各種原因，《馬戛爾尼日記》一直沒有公開出版，其中便詳細地記錄了這段佚聞，直到近年來被法國歷史學家佩雷費特(AlainPeyrefitte，1925-1999)挖了出來。

這段佚聞，乾隆時代北京很多人知道。除了喬、王大人在杭州告訴他們外，馬戛爾尼剛到北京時，接近乾隆皇帝的法國遣使會神父羅廣祥(Nicolas-JosephRaux，1754-1801)就告訴過英國人這段故事。為什么喬、王兩大人在杭州向英國人證實了皇帝的密情，一種解釋是：長麟他們都不喜歡和珅。長麟是蒙古旗人貴族，在陜甘總督任上有政績和武功。厭惡和珅出身微賤，恃皇帝寵幸專橫于朝。1792年，因為替一項冤案辯護，受到和珅貶斥，此后一直在巡撫的位置上賦閑。這次總督兩廣，正是他重新振作的時候。對朝政不滿，對和珅怨恨，影響喬、王兩大人。他們三人在杭州，泄露了對貪官和珅的義憤，對著不著邊際，回去以后再也不見的外國人發泄不滿，笑談丑聞，確實是情有可原。

英國使臣的回憶錄表明，長麟是個比較正直的官員，他希望能與英國政府合作治理廣州貿易秩序。他說將允許英國人學習中文，請英國在乾隆如期退位后派使臣參加新皇帝登基大典，承諾為廣州中英貿易提供便利等。長麟準備在廣州施行與和珅規定稍有不同的“新政策”。可惜，長麟在廣州任職兩廣總督只有一年，否則，中英之間因有這樣密切的私人關系，會有不同的前景也未可定論。還有，鴉片戰爭未必打得起來。

這里還有一個歷史編撰學上的啟示：外國人游記，可以補充中國正史缺陷。《清史稿》中當然絕無說乾隆與和珅是同性戀。陳康祺《郎潛紀聞》、薛福成《庸庵筆記》中提到和珅的劣跡，但也沒有明確說明這層關系。民國后的清宮野史偶有披露，史家卻未敢置噱。另外，從陳森的《品花寶鑒》中我們可以知道乾隆朝北京城里盛行男同性戀，所謂“男風”。但從來不知到底是上行下效，還是下行上效，皇帝也成了“龍陽之好”。現在，因為有了當朝大臣對著外國人的訴說，我們可以比較嚴肅地考慮這段史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