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咸平五年，即公元1002年，發生了一樁震驚朝野的事件：兩位當朝宰相雙雙被降職，向敏中罷為戶部侍郎，張齊賢則責授太常卿、分司西京洛陽。說起其中的緣由，實在讓這兩位大宋高官頓失光彩，竟是因為這兩位堂堂宰相大人爭娶一位寡居的富婆而因起的。那么，這個寡居的富婆究竟是誰的遺孀？兩位堂堂大宋宰相為何深陷這起并不光彩的“富婆門”？這位福婆的名下又究竟有多少驚人的財產，竟讓兩位宰相寧愿丟官降職也在所不惜呢？

說起來，這位寡居的富婆，是北宋左領軍衛將軍薛惟吉的遺孀柴氏。薛惟吉之父是宋太祖時期的宰相薛居正，薛居正也是中國最著名的二十四史中《舊五代史》的主編。這位才子娶了個“妒悍”的妻子，雖然沒有生下一男半女，但是，卻不準薛主編接近家中的婢妾，結果只得收養一個兒子，取名為薛惟吉。薛居正對這個養子十分溺愛，以至于薛惟吉變成了一個整天尋歡作樂、不問世事的不肖子弟。

薛居正死后，宋太宗趙光義親往吊唁，特意問道：“不肖子安在，頗改行否？恐不能負荷先業，奈何！”薛惟吉在旁邊“懼赧不敢起”，由此改過自新，“能折節下士，輕財好施，所至有能聲”。但他跟父親一樣，治家無方，結果死后不久家中便鬧出沸沸揚揚的“富婆門”事件來。

其實，柴氏是薛惟吉的后妻，年紀輕輕就過起了寡居的生活，膝下無子，生活十分孤獨寂寞。再加上她平時就跟薛惟吉前妻的兩個兒子薛安上、薛安民不和，于是，她便有改嫁的念頭。柴氏擇定的人選是當時著名的大肚宰相張齊賢，這位宰相“體質豐大，飲食過人”，特別喜歡吃肥豬肉，每頓都要吃好幾斤。

張宰相跟柴氏暗中商定婚約，還派人派車來接她。這一來引起了薛安上的不滿，一狀告到開封府，說后母要卷走祖父、父親兩代累積的大筆家產。開封府一聽此案涉及當朝宰相，不敢自作主張，趕緊匯報宋真宗趙恒。宋真宗不愿把事情鬧大，就派有關部門悄悄審問柴氏，哪知柴氏的說法與薛安上的狀詞大相徑庭。宋真宗只好把這事下發御史臺審理。

然而，就在這時戲劇性的一幕發生了，柴氏拋頭露面，擊登聞鼓反告一狀，告另一位宰相向敏中花低價買下薛家舊宅，又曾向自己求婚，自己沒答應，向宰相惱羞成怒，遂指使薛安上誣告自己。此前因為薛安上兄弟素來不成器，宋真宗曾下詔不許他們賣掉父祖的產業。

既然向敏中卷了進來，真宗只得質問他。向敏中承認確實要花五百萬錢買薛氏宅第，而最近也確實遭遇喪妻，但并沒有再婚的想法，更沒有向柴氏求婚。向敏中買薛氏舊宅，顯然屬于違詔，但宋真宗看到此案事關兩位當朝宰相，就想息事寧人，不打算深究。哪知柴氏不肯罷休，又擊鼓提出訴訟，于是此案再度由御史臺審理。

這一問不要緊，案情變得越來越復雜。鹽鐵使王嗣宗一向跟向敏中不和，這時也跳出來揭發，說向敏中最近議娶已故駙馬都尉王承衍的妹妹，“密約已定而未納采”。宋真宗詢問王氏之后，得知確有此事，就當面訓斥向敏中，說他太不誠實，明明私下里緊鑼密鼓地安排再婚的事，居然騙皇帝說沒有這種想法。這樣一來，宋真宗便認為向敏中說他并沒有向柴氏求婚，這說法恐怕也靠不住。

但另一方面，張齊賢也并沒有打成如意算盤，御史臺調查發現，柴氏的狀詞原來是張齊賢之子、時任太子中舍的張宗誨教她寫的，張齊賢顯然脫不了干系。進一步審問柴氏的心腹仆人，還發現她埋藏了價值兩萬貫的金銀財寶。

不久，由于宋真宗親自過問，加快了案件審理的速度，此案的真相不久便浮出水面。宋真宗大為震怒，罷去向敏中的相位，降為戶部侍郎，出知永興軍;張齊賢責授太常卿，分司西京;張宗誨被貶為海州別駕;薛安上因為違詔賣房宅，被判笞刑，賣掉的房宅讓他們贖了回去，還吩咐御史臺、開封府以后隨時監督。對宰相的處理意見須以真宗的名義出一份制書，偏巧起草制書的翰林院學士宋白跟向敏中也有點舊怨-他曾跟向敏中借十錠銀子，而向敏中并沒有出借。

于是，宋白起草的制書下筆就很嚴厲，有“對朕食言，為臣自昧”之語，向敏中“讀制泣下”。至于柴氏，自然也沒辦法如愿嫁給張齊賢。她還被罰款銅八斤，并且贖回薛氏舊宅的錢就是用她埋藏的那些金貝，可謂“賠了丈夫又折金”。不知道柴氏究竟還有別的什么優點打動了兩位宰相，但很顯然，他們爭著娶她，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因為她有錢。理學家程頤就毫不客氣地說，兩位宰相爭娶一位寡婦，無非“為其有十萬囊橐故也。”

那么，這位寡居的富婆柴氏究竟多少財產呢？據有關資料表明：熙寧五年，即公元1072年，出賣京城汴梁等地的經過灌淤改造的官方良田，第一等的赤淤地每畝兩貫五百文至三貫錢;開封房屋租賃比之相當貴，超過外郡，天禧元年店宅務租賃價為每間每天平均一百六十四文，每月四貫四百九十一文。如果按照以上以土地價和房屋租賃作為參照物柴氏僅埋藏的兩萬貫“私房錢”就足以購買六千六百六十六畝官方良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