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政王載灃生于1883年，1951年去世。歷經大清、民國、共和國，但其最風光，也是最難受的時間段只在清末那幾年，尤其是光緒帝、慈禧太后相繼去世后直至清朝終結那三年。載灃生長于王府大院，其智慧、能力不可能超過其兄長光緒帝。但是，也必須承認，載灃確實為晚清第一個出洋游歷的宗室要員，這個特殊經歷擴大了他的視野，也是他在清最后十年脫穎而出的關鍵。當然，也必須注意，載灃的見解也會反過來影響他的哥哥，以及慈禧太后。

載灃真正步入政治舞臺，在歐游幾年后，在憲政改革過程中。憲政改革是滿洲政治統治現代化的關鍵，也是中國現代民族國家重構的重要節點。憲政的實現意味著滿洲人的“私天下”必然變為“公天下”，滿洲人怎樣才能在公天下背景下利益不受損。

中國怎樣才能避免憲政改革引發政治危機，是那幾年中國政治的焦點。載灃等一批滿洲青年才俊在這個時候相繼加入政治改革進程，應該說合乎歷史發展大勢，是勢之必然。

假如載灃在軍機大臣位置上能有更多歷練，相信隨著年齡增長，經驗積累，性格也會有很大改變，更隨和，更沉穩。歷史沒有辦法假設，歷史更沒有辦法按照人們的愿望發展。載灃在軍機大臣上“行走”不過兩年，轉正軍機不過幾個月，中國歷史發生了巨大變化：光緒帝、慈禧太后在1908年11月14日、15日前后不到二十四個小時相繼去世，載灃匆忙中成為大清帝國實際上的最高負責人——監國攝政王

晚清最后幾年的歷史撲朔迷離，許多傳聞在疑似之間，但仔細考究許多傳聞又很難成立。這段時間，是中國新聞紙的發軔期，又因為政治改革，言論空間釋放，特別是因為帝制架構依然存在，宮中的故事真相并不能及時全部向社會公開。朝廷或許認為沒有秘密可言，清者自清，因而對于那些滿天飛的傳言并不刻意糾正。

信息不透明、不公開，不僅不會讓“謠言止于智者”，反而因智者的添油加醋讓謠言更像真實。因此，研究晚清那個特殊時間段的歷史，特別要注意區分正史、野史、傳聞，就像幾十年后歷史學家沒有辦法用微博、微信上的傳聞重構我們這個時代的真相一樣。

載灃出任監國攝政王的時候，滿打滿算二十九歲。他的搭檔隆裕太后四十歲，小皇帝宣統三歲。其權力組合，很像1861年辛酉政變后慈禧太后、慈安太后與恭親王奕？配對的“叔嫂組合”。

那一年，恭親王奕？也是二十九歲，慈禧太后二十六歲，慈安太后二十四歲，小皇帝同治五歲。隆裕太后的年齡比慈禧太后、慈安太后當年年長十幾歲，而且隆裕太后在慈禧太后、光緒帝身邊見習了二十年。

攝政王與隆裕太后的組合，是一個并不太壞的權力組合，在那時的政治格局下，也是一個大致無可挑剔的組合，畢竟是愛新覺羅的家天下，咸豐-同治-光緒-宣統，這是保證皇權萬世一系的唯一辦法了。

而且，就大清當時所面臨的政治問題看，光緒帝、慈禧太后經過近十年維新、新政、憲政摸索，一路上磕磕絆絆，總算在這一年8月27日發布了《欽定憲法大綱》，并確定了憲政改革路線圖、時間表。

慈禧太后、光緒帝留給攝政王、隆裕太后的，就是蕭規曹隨，按部就班。只要不出重大意外，再有幾年時間，大清完成了憲政改革，實行了責任政府，愛新覺羅家族就可以像憲政改革之初所期待的那樣：皇權永固，萬世一系。

可惜的是，攝政王載灃接手之后，情形有變。按照帝國王朝政治的一般規律，一朝天子一朝臣，權力重組天經地義，勢之必然，一批老臣、重臣諸如端方、岑春煊、袁世凱相繼退出政壇。如果不帶偏見去理解，這實際上是為年齡尚輕的攝政王掃除組建新班底的障礙。

或許攝政王在這一系列問題上也有失誤，于是伴隨著這些事變，傳聞越來越多，一個最驚人的看法，是光緒帝彌留之際曾給載灃一個鄭重其事的委托，讓他尋機干掉袁世凱，以報戊戌年所謂“告密”之仇。

真正讓攝政王陷入萬劫不復政治深淵的還是一年后的國會請愿運動。大勝這本書也對這些故事有細致的梳理。現在需要追問的一個問題是，說好的“九年立憲”為什么在光緒帝、慈禧太后去世不久生變，“有計劃的政治”為什么轉眼間不再認賬？

對于國會請愿運動，實事求是說，攝政王還是給了一些善意回應，作出巨大讓步，但是不久，當第一屆責任內閣名單發布，鐵路干線國有政策出臺，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政治就像一匹脫韁的野馬，已經沒有辦法控制、約束了。

攝政王如果在這兩個問題上繼續讓步，比如及時解散第一屆責任內閣，及時廢除鐵路干線國有政策，或許可以平息各地的動蕩，但是這種處理方式，也一定對政治統治構成極大的信譽危機。

局勢相激相蕩終于因武昌新軍嘩變而破局。稍后，灤州兵諫，攝政王在各方壓力下，一方面宣布接受加快憲政改革步伐，宣布《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改組內閣，授權袁世凱組閣;另一方面見機行事，宣布辭去監國攝政王職務，以便袁世凱協助隆裕太后從頭來收拾舊河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