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是拼人才的時代，在爭人才方面一般認為劉備最用心而曹操做得最好，曹操三次頒布《求才令》，提出“唯才是舉”，所以迎來了人才的大豐收，這是他事業成功的關鍵。

但這個說法也有值得推敲之處，曹操第一次頒布《求才令》，也已是建安十五年(210年)的事了，赤壁之戰都已經結束2年了，按一般看法，曹操開始走下坡路了，曹操前期事業輝煌、人才鼎盛，看來與這道法令的頒布無關。

那么，曹操頒布《求才令》的真實原因是什么呢？說起來，這與一個人和一件事直接相關。

早在建安十五年(210年)，曹操打算封田疇為亭侯，但被田疇拒絕了。在曹操北征烏桓過程中田疇曾立下大功，他率部投奔曹操并給曹軍指路，曹軍才取得北征烏桓的勝利，論北征之功田疇當屬前列，所以北征歸來曹操就上表為田疇請功，準備封他為亭侯，食邑500戶。

但田疇表示拒絕，他的理由是，當初為了避難才率眾人逃入山中隱居，已經立下志愿，從此“志義不立”，現在因此得利實在不是他的本意，所以反復推讓。對田疇的想法曹操開始表示理解，同時很欽佩田疇的品格，所以也不勉強。

這件事本來已經過去了，但3年之后，也就是赤壁之戰后，曹操又想起了田疇，“恨前聽疇之讓”，曹操認為這雖然成就了個人的志向，但“虧王法大制也”。

曹操舊事重提，再次給田疇封爵，為防止田疇又謙讓，曹操直接以漢獻帝的名義發布了詔令，強調“宜從表封，無久留吾過”，但田疇夠倔的，仍然不肯接受，繼續上疏陳述心志，甚至以死自誓。

曹操也任起性來，不許田疇辭讓，甚至想強迫田疇來接受封賞，但是田疇“至于數四，終不受”。

封侯對臣子而言是無尚榮耀的事，和平年代很難有機會為朝廷建立特殊功勛，封侯往往可望而不可及，即使位至三公，手握重權，也未必能撈上封侯的機會。

同時，擁有爵位不僅是一項榮譽，還享有實際的權力，被封為侯爵的通常都有食邑，也稱封地，可以享受那里一定數量農戶的賦稅，這項權力可以世襲，對一個家族來說，既光榮又實惠。

面對這么大的誘惑田疇居然不為所動，這當然是一種美德。但當正式詔令已經頒布還要堅持拒絕，情況就發生了變化，美德就變成了固執和抗命。這件事也容易引起議論，有人會以為田疇因為對曹操不滿而堅決不從，這就成了一樁政治事件。

所以有關部門認為田疇的做法有問題，是“狷介違道，茍立小節”，也就是以自己的小名節來對抗公理，建議免除田疇的一切職務，并追究他的刑事責任。

曹操其實也有些不高興了，從對田疇的欣賞變成了不理解，面對有關部門上報的請示，曹操卻有些猶豫，對田疇這樣的名士他一向很尊重，即使政治觀點有所不同，他也盡量給予理解和寬容，要治田疇的罪，曹操一時下不了決心。

曹操把這件事交給兒子曹丕去辦，讓他與大臣們討論，拿出處理意見，這么做是對曹丕的一次鍛煉，看看他在處理復雜問題時有沒有足夠的政治智慧。

曹丕就這件事與一些大臣進行了討論，最后將意見呈報給了曹操。曹丕認為田疇的舉動跟當初子文辭祿、申胥逃賞相同，應該予以鼓勵，不能強奪他的志愿，這個觀點事先已得到尚書令荀彧、司隸校尉鐘繇等重臣的支持。

子文是春秋時期楚國的大臣，他曾擔任令尹，為了減輕民眾負擔堅持不接受俸祿;申胥即申包胥，他也是楚國的大臣，曾經立下大功，楚王要獎賞他，他就逃跑不接受。按照曹丕的意見，田疇不僅不能治罪，而且應該予以褒獎。

曹操對這個意見顯然有所不滿，雖然他沒有直接表示同意還是不同意，但隨后又下令繼續給田疇封侯。這不是曹操的固執，而是這件事不斷發酵后已經產生了不良影響，已不僅僅是個面子問題了，處理不好可能產生嚴重的負面作用。

按照曹操的意思田疇最好能改變初衷，這樣對大家都好。曹操聽說夏侯惇跟田疇的關系最要好，于是把這個任務交給了夏侯惇，讓他去做田疇的工作。

夏侯惇是個武人，田疇是個文人，他們是如何建立私人友誼的不太清楚，但既然接受了這項任務，就得把它辦好。夏侯惇知道這件事不好辦，索性拿出了破釜沉舟的架式，找個借口直接住到了田疇家里，不達目的決不收兵。

沒想到田疇決心死扛到底，任憑怎么說，他都不答應同，后來干脆來個一言不發。夏侯惇不知道費了多少口舌，仍然沒有把田疇說動，最后只得認輸。

臨走時，夏侯惇拍著田疇的背說：“主意殷勤，曾不能顧乎。”意思是：老兄，主公真的情誼殷切，能不能給兄弟我一點面子呢？

但田疇仍不松口，向夏侯惇表露了自己的心曲：“為何說得這么過份呢，我田疇只是個負義逃竄的人罷了，幸蒙主公恩典才得以活下來，已經很幸運了，難道是通過出賣盧龍塞來交換賞祿嗎？即使國家照顧我，我也于心中有愧。將軍你是一向了解我的，居然也這樣說。實在不行的話，我就求自刎于將軍面前吧！”

一邊說著田疇一邊涕泣橫流，夏侯惇深為感動。曹操聽了夏侯惇的報告，慨嘆無語，此事只好作罷。

有人認為田疇的做法不好理解，或許他真的對曹操有些看法。其實沒那么復雜，田疇就是一個不慕功名利祿的人，他一再讓封并不是心懷不滿，他多次懇切表示自己對現狀已經很滿足，對曹操充滿了感激之情，如果不是這樣，他也不會主動把族人遷到鄴縣來。

但是這件事的確產生了不良的政治后果，這恐怕就是田疇不能左右的了，田疇是個名士，大家都效仿他的行為，固然一定程序上能保全自己的名節，但卻有失于大義。

尤其在當時，曹操南征荊州失利，孫權、劉備勢力不斷壯大，加上劉璋、公孫度這些人，外部局勢仍未明朗。從內部看，一些人心存漢室，對于曹操長期以來不還政給獻帝的做法心有不滿，田疇讓封事件如果被人加以利用，就會成為攻擊曹操的武器。

從現實的角度來看，人才一向是決定事業成敗的關鍵，如果有人才卻不肯出來做事，那也相當不利。為消除田疇事件帶來的不利影響，曹操于建安十五年(210年)春天專門發布了一道命令，這就是著名的《求才令》。

命令比較簡簡單，大意是：自古以來受命于天之王或者中興之君，何嘗不想得到賢才君子來一塊治理天下呢？那時他們得到這些賢才都不用走出閭巷，這難道是有幸相遇嗎？這是上面的人不去主動征求他們呀。如今天下尚未平定，正是求賢若渴之時。古人說“孟公綽作趙氏和魏氏的家臣適合，但當不了滕國、薛國的大夫”，如果一定是高潔之士才能用，那么齊桓公如何能成霸業呢？現在天下真的沒有穿著粗布衣服、懷有大才在渭水之濱垂釣的人嗎？或者沒有像陳平那樣私通嫂子、接受賄賂而無人推薦的人？你們要替我發現那些出身卑微的賢才，只要有才能就加以引薦，“唯才是舉”。

這道《求才令》是曹操人才觀的集中體現，什么是“唯才是舉”？曹操通過4個古人的例子進行了闡釋，這4個古人分別是孟公綽、管仲、呂尚和陳平。

孟公綽是春秋時期魯國大夫，令文中關于孟公綽的那兩句話是孔子說的，原意是以孟公綽的才能當個家臣可以，當大夫則能力就不夠了。曹操引這兩句話是反著說的，意思是人各有所長，不要求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