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說蔡京有點干才，做過實事，但蔡京也絕不是什么好鳥。他任相那些年，為鞏固權位，他幾乎把人給得罪遍了，幾乎把壞事做絕了。

為了鞏固地位，為了與宋徽宗在政見上保持了高度一致，蔡京通過打擊反對改革的元祐大臣來表態和站隊。他把元祐、元符間司馬光、文彥博、蘇軾等三百零九人列為奸黨，請皇帝親書碑文，刻于石碑，置于文德殿門東壁，稱“元祐黨籍碑”。他自己又再書寫，頒布天下，讓全國各地翻刻。對于司馬光、文彥博、蘇軾等已故者，依然毫不放過地丑化。對于黃庭堅、蘇轍等在世的同僚，則遠貶至宜州、雷州，黃庭堅等許多大臣均被貶死他鄉。

在君主專制時代，邀寵或能得意一時，但邀寵者也往往不得善終。當金兵南下，當宋徽宗去位，蔡京的末日也便到了。宣和七年(1125)年十二月，金人大舉南侵，宋徽宗趕緊傳位于長子趙桓，是為宋欽宗。宋欽宗繼位于北宋大廈將傾的危難時刻，大敵當前，首要任務是穩定人心，穩定人心必須找到把國家糟蹋成今天這個模樣的罪魁禍首，于是，蔡京成了眾矢之的。

宋哲宗靖康元年(1126)，年屆八十、昏耄衰老的他，先貶為秘書監、分司南京，再貶崇信軍、慶遠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又貶韶州、儋州，一年之內，連貶五地，這在北宋貶官史上也十分罕見。當他行至潭州(今湖南長沙)，貧病交煎，憂憤難當，最后貶所未到，竟客死于長沙城南東明寺。

蔡京死前幾天曾作《西江月》一詞：“八十一年往事，四千里外無家。如今流落向天涯。夢到瑤池闕下。玉殿五回命相，彤庭幾度宣麻。止因貪戀此榮華。便有如今事也。”這首詞既是他輝煌一生的生動寫照，也是他被打入地獄的深刻反思，句句刻骨，聲聲淚下。

《宋史》把蔡京列入了“奸臣傳”，說他“天資兇譎，舞智御人”;宋欽宗時期的太學生陳東“伏闕上書”，把蔡京定性為朝廷“六賊”之一、奸臣之首。這基本形成了后來人們對蔡京的印象，認為他是誤國奸臣，若不是他惑亂君主、結黨營私，北宋或許不會亡國。然而，王夫之在《宋論》中，卻認為蔡京還遠遠夠不上“奸臣”之稱，他認為能堪稱奸臣的，像李林甫、盧杞、秦檜等人，“下足以彈壓百僚，而莫之敢侮;上足以脅持人主，而終不敢輕。”

而蔡京與這些宰相比起來，其權威相距又何止十萬八千里。他任相伊始，皇帝案上彈劾他的奏折就從未斷過，陳東等幾個草澤之士就可直接上書罵他國賊，至于“脅持人主”，則更是無稽之談，宋徽宗三次讓他致仕退休，就是明證，拿掉他就像拿掉桌上一個杯盤那么容易，有什么機會讓其“脅持”？

所以，就威權和地位來講，蔡京不過是一個不斷滿足皇帝欲望、哄皇帝開心而鞏固其權位的“弄臣”而已。的確，蔡京是以弄臣形像出現在宋徽宗面前，獲取他的歡心的。宋徽宗有一次生日，想在生日宴上用玉杯、玉盞宴請大臣，又因太奢華，怕人閑話，便與蔡京商量。蔡京說，我當年出使契丹，契丹人就曾用玉盤、玉盞在我面前夸耀，說宋朝無此物。今在皇上生日用用，符合禮制。事情只要合理，何畏人言？陛下貴為天子，應當享盡天下榮華，受盡萬民供奉，區區玉器，何足掛齒。

說得宋徽宗連連點頭。此禁一開，其他大把燒錢的高消費，便順理成章了。于是，鑄九鼎，祭明堂，祀園丘，修新樂，造萬歲山，真是花錢如流水。而宋徽宗要的就是這份花錢如流水的瀟灑感覺，要的就是這份花錢如流水的享受。當他看到蔡京通過專賣改革給他帶來的巨大財富時，他竟然高興地對左右說：“這是太師給我的俸料啊！”貪婪之相畢現。

蔡京的確是一個干才，但他的才干卻用在了取悅和討好皇帝上，他只能算一個頗有才干的弄臣。他之所以成不了奸臣，是因為他既不能“彈壓百僚”，又無法“脅持人主”，也正因為這個原因，北宋之亡，他頂多只能算一個幫兇，算不得罪魁，把帳算在蔡京頭上，那是高估了他。

但是，加速北宋滅亡更直接的原因，是竭澤而魚的盤剝和荒淫無度的奢侈。無論是讓百姓民不聊生的花石綱之役，還是讓豐盈的國庫再度空虛的營宮建觀、壘山造園，無不是滿足宋徽宗的一己之私欲，宋徽宗的享受，是建立在國家機器在為一個人的奢縻運轉，群臣百官在為一個人的享受搜刮，全國無數黎民百姓在為一個人的私欲艱辛勞作，其苛政可用敲骨吸髓，刺血濟饑來形容。就這一點來說，宋徽宗才是葬送北宋王朝的真正禍首，足以堪稱“奸帝”。

靖康元年底，金人鐵蹄踏破汴京，宋微宗、欽宗成了階下囚，被擄北去，押送途中，受盡凌辱的宋微宗，也寫下《在北題壁》一詩：“徹夜西風撼破扉，蕭條孤館一燈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斷天南無雁飛。”此情此境，此心此感，也是句句刻骨，聲聲淚下，與蔡京當年的逐臣感受，堪稱異曲同工、感同身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