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芳搖落獨暄妍，占盡風情向小園。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林逋的《山園小梅》，不僅寫出了梅的形，而且寫出了梅的神，把梅花不畏嚴寒、傲雪凌霜的高貴品格，表現得淋漓盡致。誰能如此深刻地理解梅花？誰又能如此細膩地解讀梅花呢？任何作品都是志向與追求的表達，唯有那種以梅花高格自勉、自勵、自期的人，才能寫出如此俏麗的華章，才能奏出如此美妙的絕響。

林逋，字君復，杭州錢塘人。《宋史》說他：“少孤，力學，不為章句。”好學上進，但并不學究似地辨章析句，拘泥于書本。青年時期，林逋浪跡天涯，放游江淮之間多年，閑云野鶴一般。中年后，他厭倦漂泊，回到故鄉杭州，“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過上了極其清苦的隱居生活。

雖說隱居清苦，但林逋絲毫沒有寂寞之感。他好梅，也種梅，據說他在孤山種植了數百株梅花，賞玩之余，也采摘一些梅花賣出，以獲取微薄收入，支撐自己的日常開銷。他無妻無兒，隱居孤山后，畜養了兩只白鶴，日子一久，白鶴竟通了人性，即使林逋打開鳥籠，讓它們盤旋云霄，縱情飛翔，不久它們又會主動回到籠內，忠誠如伴侶。有客到訪，倘若林逋不在家，守門的童子也不著急，而是一邊泡茶迎客，一邊放出白鶴，鶴鳴長天之際，便是林逋動身歸家之時，次次靈驗。林逋蟄居孤山二十載，可謂“采于山，美可茹;釣于水，鮮可食”，生活怡然自得。因為鐘情于梅，親妮于鶴，人們送他一個“梅妻鶴子”的雅號。

林逋喜寫詩，善填詞，卻常常隨寫隨丟，率性而為。有人問他：“何不錄以示后世？”他回答說：“吾方晦跡林壑，且不欲以詩名一時，況后世乎”(《宋史·林逋傳》)，生前名還不在乎，還會在乎那死后之名么？他書畫雙絕，令同時代的人們贊嘆不已，陸游也是書法大家，曾說：“君復書法高勝絕人，予每見之，方病不藥而愈，方饑不食而飽”(陸游《放翁題跋》)，對林逋的書法推崇備至。不過林逋畫畫寫字亦如寫詩填詞，自娛自樂，從不輕易示人。

宋代隱居名山者不乏其人，既有耿介拔俗、瀟灑出塵之士，也有走“終南捷徑”、以獲取高官厚祿的投機取巧之徒，像比林逋大十二歲的種放，就通過“假容于江皋”的經歷，明作隱士，暗地里卻跑官要官，最終得到了宋太宗、宋真宗的關注，當上了朝廷的諫議大夫。而林逋卻從來沒想過要走“終南捷徑”，他隱得率真，更隱得徹底。

景德四年(1007年)，宋真宗聽說了林逋的事跡后，特意安排杭州知州王濟去孤山，專程探望林逋，有意征他出山。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宋真宗又派人送來糧食和布帛，要求地方政府定期給予接濟。天圣三年(1025年)，宋仁宗也安排人送錢送物，表達慰問之情。按說，有了兩代帝王的垂青，只要稍有仕途之念、富貴之想，實現目的并不是一件什么難事，何況宋真宗的確曾經派人來征求過他出山的意見呢？

然而，林逋不是纓情于好爵之人，正如《宋史·林逋傳》中所載：“性恬淡好古，弗趨榮利”，他的向往不在仕途，更不在富貴，人們多次勸他出仕，均被他婉拒，他說：“吾志之所適，非室家也，非功名富貴也，只覺青山綠水與我情相宜。”對于林逋來說，富貴如浮云，榮華如塵芥。晚年時，他自造墓于廬側，題詩于墓壁說：“湖上青山對結廬，墳前修竹亦蕭疏。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以沒有寫過御用文章而自詡，體現了他不媚權貴、忘懷得失的高貴潔操，他的生命與靈魂，早已與西湖、孤山的山山水水融為一體了。

林逋雖然性情率真，但并不孤傲，雖然隱得徹底，但并不偏激，他性情溫和，寬容有度，與當時一些高僧和德才兼備的文人士大夫們唱和交往，結下了深厚的友情。他經常劃著小舟，出入古剎，“逋常泛小艇，游西湖諸寺”，在晨鐘暮鼓中與高僧們探討宇宙人生的精深學問。杭州數任知府，包括薛映、李及等，也多次乘船上孤山，造訪林逋的草廬，與他終日清談，樂不知返。

范仲淹、歐陽修、梅堯臣等許多當時的青年才俊，更是不遠千里來到孤山，拜訪他們最尊敬的林逋處士，交流心得，詩酒流連，留下許多優美的唱和之作。范仲淹在《寄贈林逋處士》一詩中說：“唐虞重逸人，束帛降何頻。風俗因君厚，文章至老淳”，表達了他對林逋的敬慕之情。林逋雖隱居孤山一隅，但他德高望重，交游甚廣，志同道合者甚眾，這說明“孤山不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