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陽市區西北20多公里處，有個村子，名叫康王墳村。安陽古跡頗多，袁林、殷墟，前幾年又火了曹操墓，即使是安陽本地人，也沒多少人知道這里有明代藩王趙康王的墓葬。趙康王朱厚煜是第六代趙王，因為死后謚號為康，也稱趙康王;因為趙康王埋葬于此，這個村子也叫康王墳村。

趙康王的陵墓在村西頭，穿過幾條溝坎，在一片莊稼地，一座現代人建的小廟立在眼前，小廟很小，不過一間屋子，門頭上寫著“康王陵”三個字。路過的一位老大爺問清我的來意，熱情地帶我去參觀康王墳。

穿過一片雜草地，看見小路旁有個破損的石羊，我問老大爺是不是康王墓的舊物，得到了肯定的回答。

“聽老人們說，以前康王墳很大，很氣派，石人、石羊、石碑非常多，房子也有十多間，但都慢慢被毀壞了，尤其是日本人侵略那年，毀壞得很嚴重。”老大爺說。

穿過一間大殿，是一座直徑三四米的大型墓冢，雜草叢生，沒有任何標志。老大爺告訴我，這就是趙康王的墓冢，村里人都說，下面埋著朱厚煜這位王爺。

康王墳的地宮入口是一座小房子，推開木屋門，立刻感到一絲涼意，屋內只有一個石門，就是地宮的入口。地宮里每幾十米都安有電燈，可能是燈泡的瓦數不夠，里面還是顯得黑漆漆的。

地宮的入口處是坡度很陡的石梯，我摸著墻壁，慢慢地往下走，一步步挨近地宮的正門。不知道走了多少步，終于進了地宮。老大爺提醒我：“小心下面有水。”果然沒走兩步，趁著不太亮的光線看去，地宮里浸水不少，雖不深且用木板石塊墊出了路，但是由于光線太差，很難找到好走的路，鞋子很快就濕透了。

趙康王的地宮建筑十分狹窄，我以前去過周王陵的地宮，也看過衛輝潞王陵，比較起來，這里規模與它們相去甚遠。第一間墓室左右的耳室被簡化為兩個壁龕，石門上是素面，沒有任何雕飾;第二間墓室里擺放了兩口石棺，右邊的那口上面雕刻了八卦紋樣。第二間墓室的盡頭，有一個壁龕。地宮內還有一方刻石，上面記錄的似乎是趙康王墓的選址過程等。

同樣是明代藩王，趙康王墓的地宮如此樸素低調，這也許就是少有人關注的緣由吧。

才華出眾喜攬文士

第一代趙王朱高燧，有著“梟雄型”藩王的典型特征：起于靖難創業階段，野心不小，對皇位有覬覦之心，但時勢不由人，沒有稱帝的運氣和實力。

朱棣稱帝后，幾代君主繼續加大了削藩的力度，軟硬兼施奪回了藩王們的護衛，削弱了他們的政治影響力。從周王開始，藩王們開始把身心投入到醫學、音樂、文學等領域，培養出了一大批多才多藝的藩王。

比如被朱棣脅迫一起“靖難”的寧王朱權，政治上失意后，將更多的精力投放到著書立說中，經過苦心鉆研，后來成為道家大師。

這之后，“有為型”藩王越來越多，最有名的當屬鄭王朱載堉。他是明代著名的樂律學家、音樂家，著名英國科學史家李約瑟稱他是“百科全書式的科學家”。

李約瑟博士認為，早在萬歷十二年朱載堉就已經證明了勻律音階的音程可以取為二的十二次方根(即十二平均律)，比歐洲人提前了數十年。這一發現徹底解決了困擾人們千年的難題，是音樂史上的重大事件。現代樂器的制造都是用十二平均律來定音的。

據《明史》記載，朱載堉的一生著書涉及音樂、天文、歷法、數學、舞蹈、文學等，是一個可以與李時珍、宋應星、徐光啟、徐霞客齊名的重量級科學家，同時也是一位大百科全書式的學者。在他多達百萬字的著述中，尤以《樂律全書》最為著名。

而更多的藩王把興趣轉到了詩詞歌賦上——畢竟這是文化人的強項。一時間，宗藩詩人、學者層出不窮，趙康王朱厚煜就是他們的杰出代表。

朱厚煜公元1514年被冊封為世子，四年之后，其父去世，他順利繼承了王位。從第一代趙王朱高燧起，幾代趙王名聲都很不好，《明史》中的記載大多和魚肉百姓、仗勢欺人有關，但到了朱厚煜這一代，終于出了一位百姓稱頌的王爺。朱厚煜自小聰明伶俐，好學善問，喜歡讀書，加上名師指點，青年時期就以文采遠近聞名。據史料記載：“康王嗜書，積聚充棟，尤通易理，自號枕易道人。”

據安陽師范學院中文系教授周國瑞先生研究，朱厚煜不僅才華出眾，而且喜歡和讀書人交朋友，用古人的話說，就是很有戰國君子的風采，喜歡養一些學者、文人做門客。朱厚煜門客雖然沒有三千，但也有數十人，其中不乏當時的頂尖文人。

比如明代“后七子”之一謝榛，就是朱厚煜門客中最出名的一位。謝榛是布衣詩人，一生浪跡四方，未曾入仕。后謝榛游歷到安陽，獻詩于朱厚煜，為所賓禮，成為趙王門客。謝榛在此居住長達三十五年，直到1560年趙康王死后，才離開安陽。

在朱厚煜的朋友中，還有當時的理學大師崔銑。崔銑一生不慕權貴，但對趙康王很是傾心，認為這位王爺雖然貴為帝胄，但“嗜古博學，敦尚雅素”，有淮南、梁孝之遺風。崔銑定居安陽期間，是趙王府的座上客。

趙康王和謝榛、崔銑等人經常作詩唱酬，抒情言懷，寄情山水，不亦樂乎，過著非常快樂的生活。

仁柔藩王憤而自殺

根據史料記載，趙康王朱厚煜不僅才華橫溢，而且極為孝順，幼年時，趙康王由其祖母撫養，后來祖母患病，他親自端茶倒水，煎煮湯藥，一刻不敢擅離。為了照顧祖母，趙康王還命人建造了一座樓，命名為“思訓樓”，以紀念祖母對自己的養育教誨之恩。

趙康王不僅孝順，而且富有善名，是個遠近聞名的“善心王爺”。公元1529年，彰德時逢大災，趙康王上疏請求拿出自己的1000石俸祿賑濟災民。

但這么一個好王爺的命運是悲慘的，因為他是自殺的。

明代藩王中，自殺的王爺也有，比如湘王朱柏，建文帝削藩，這位高傲的藩王不愿將來受獄吏折磨，和全家一起自焚。但朱棣之后，藩王們大多交出了護衛，遠離了政治，經濟上富裕、生活上無憂、興趣上廣泛(有高雅的也有低俗的)，雖然地方官員對他們負有秘密監視的任務，但表面上還是恭恭敬敬的，趙康王為何自殺呢？

根據《明史》的記載，趙康王的府上有人犯了法，趙康王為之庇護，當地官員傅汝礪和田時雨到趙王府抓人，趙康王感到異常憤怒，“竟自縊死”。但周國瑞教授覺得這個理由過于牽強。“首先趙康王并不是性格剛烈的人，他性情敦厚;其次雖然藩王們沒有了軍事權力，但地位還是很高的，連公侯大臣都要‘伏而拜謁，無敢鈞禮’，小小的地方官吏怎么能把藩王逼到上吊的地步呢？第三，就算地方官沖進王府抓人，但趙康王畢竟是皇帝的親戚，完全可以找機會報仇，不至于到這種絕境。”

周國瑞先生遍查明代諸多史料后認為，趙康王選擇自殺的真正原因很有可能是難以啟齒的事情。

“根據《明實錄》等史料的記載，趙王府當時發生了一件丑事，就是趙康王的兒子和其妃子私通。對朱厚煜來說，奸夫是其子，奸婦是其妃，莫大恥辱，說又說不得，忍又忍不下，加之其‘素性仁柔寡斷’，一時間羞憤在心，實在承受不了，只有一死了之。”周國瑞認為，趙康王死后，其子惡人先告狀，向皇上奏明是傅汝礪和田時雨威逼所致。為了平息藩王們的眾怒，嘉靖皇帝親自過問，要求嚴辦，結果通判田時雨被處以極刑，知府傅汝礪被充軍邊境。“當時很多人都認為田、傅二人是冤枉的，所以很多史料都用了曲筆，以至于對趙康王死因有著很多矛盾之處。”

不管周國瑞先生推論的這樁王室丑聞是否正確，有一件事情是很明確的：明代中后期，不少藩王縱情于聲色，過著腐朽、糜爛的生活，以至于丑聞頻頻，臭名遠揚。這些以享樂為宗旨的“享樂型”藩王越來越多，逐漸成為大明帝國一個龐大的寄生集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