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時，同亞非地區許多國家有廣泛而密切的政治、經濟、文化聯系。當時的唐朝，國力強盛，經濟繁榮，文化昌盛，引得各國景仰和向往，視中國為“東方文化大本營”。伊斯蘭教創始人穆罕默德勉勵其弟子“學問雖遠在中國，亦當求之”。唐朝對外的政策也十分開明，對“遠夷”不歧視，唐太宗對華夷就一視同仁，因此，唐朝不僅有少數民族官員，甚至有相當數量的外國官員。

武則天時期，就有一個老外不遠萬里來中國從事逼供工作，這個人即深目高鼻，滿臉胡須的著名酷吏索元禮。索元禮，胡人也，卒于691年。為武則天的男寵之一薛懷義的干爹，其性情殘忍兇暴，以誣告陷害他人為能事，死在索元禮之手的冤魂有數千人之多。

索元禮經薛懷義推薦入宮后，經手的第一樁案子魚保家的案子。新官上任三把火，索元禮發明了兩大刑訊逼供的法寶：獄持和宿囚。獄持即泥耳籠頭，枷研楔轂，折脅簽爪，懸發薰耳，臥鄰穢溺;宿囚即晝禁食，夜禁寐，敲撲撼搖，使不得瞑。《新唐書》記載：“元禮揣旨，即上書言急變，召對，擢游擊將軍，為推使。即洛州牧院為制獄，作鐵籠□囚首，加以楔，至腦裂死。又橫木關手足轉之，號‘曬翅’。或紡囚梁上，縋石于頭。訊一囚，窮根柢，相牽聯至數百未能訖，衣冠氣褫。后數引見賞賜，以張其威，故論殺最多。”

在魚保家死活不肯招供時，索元禮喝了一聲：“來呀！取我的鐵籠子！”只見一座頂部有一個僅能容納頭顱的小口，旁邊還有一塊上粗下銳的小木橛，用來“楔”進犯人頭部的各個部位的鐵籠被抬了過來。這種新奇的刑具立即把魚保家嚇得招了供，被判處了死刑。后來“來呀！取我的鐵籠子！”便成了索元禮的口頭禪，讓人為之聞風喪膽，后怕不已。

“是時來俊臣、周興踵而奮，天下謂之‘來索’。”索元禮開了先河后，一時間酷吏紛紛涌現，其中和索元禮齊名的是來俊臣，二人被合稱為“來索”，即來逮捕的意思。

兩人不僅臭味相投，還聯手發明了十種枷刑：一曰定百脈，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即承，五曰失魂膽，六曰實同反，七曰反是實，八曰死豬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合編了一套刑訊逼供的教材，取名《羅織經》，共分12卷：閱人卷，事上卷，治下卷，控權卷，制敵卷，固榮卷，保身卷，察奸卷，謀劃卷，問罪卷，刑罰卷，瓜蔓卷。

《羅織經》涉及的內容很豐富，“事上卷”講解如何和皇上相處的秘訣：“上無不智，臣無至賢。功歸上，罪歸己。戒惕弗棄，智勇勿顯。雖至親亦忍絕，縱為惡亦不讓。誠如是也，非徒上寵，而又寵無衰矣。”“瓜蔓卷”講的則是如何無中生有制造大案的秘訣：“事不至大，無以驚人。案不及眾，功之匪顯。上以求安，下以邀寵，其冤固有，未可免也。”《羅織經》堪稱中國第一部“厚黑學”著作。據說宰相狄仁杰看完《羅織經》后，出了一身冷汗。武則天看完則嘆道：“如此機心，朕未必過也。”

索元禮此等酷吏敢如此狂妄，與武則天是有著很大的關系。酷吏是在武則天的扶持下興起的。文明元年秋，武則天臨朝不久，徐敬業“據揚州起兵，自稱上將，以匡復為辭”，旬日之間，“得勝兵十萬”(《資治通鑒》卷203)此事后來雖得以平定，但其隱藏的勢力仍很令人擔憂，于是有人建議武則天“盡誅皇室諸王及公卿中不附己者”(《舊唐書》卷183)，武則天便開始了扶持酷吏。史載：垂拱元年(685)，武則天“疑天下人多圖己……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之門，有告密者，臣下不得問，皆給驛馬，供五品食，使詣行在。……所言或稱旨，則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于是“四方告密者蜂起”(《資治通鑒》卷203)。

但武則天之所以重用酷吏，其實都是因為政治原因，為的是打擊政敵，鞏固自己的政權。政敵被殺、政局穩定之后，由武則天對酷吏的態度便由重用變成了抑制。酷吏也很快走上了衰亡的道路。史載天授二年(691)武周政權剛剛穩定，武則天即貶殺了酷吏丘神責力、周興、索元禮和傅游藝。《朝野僉載》卷2記載：索元禮“座贓賄”，列于獄中。官吏在審訊索元禮的時候，索元禮還嘴硬，死活不肯認罪，于是“吏曰：‘取公鐵籠來！’元禮服罪，死獄中。”索元禮終于嘗到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滋味。

神功元年(697)六月，下《暴來俊臣罪狀制》，把來俊臣送上了斷頭臺。被斬于洛陽西市。行刑之日，人皆相慶，都說：“從此之后可以躺在床上睡個安穩覺啦！”行刑后，眾人爭著剜眼、剖肝、吃肉，轉眼之間尸體就消失了，又騎著馬踐踏尸骨，夠令人痛苦了。由此可知，酷吏不過是武則天誅鋤異己、打擊政敵的工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