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孫無忌(594年～659年)，字輔機，洛陽(今河南洛陽)人，唐初大臣。長孫無忌的先祖，出自北魏皇族拓跋氏，因有殊功，改姓長孫氏。

長孫氏是北魏以來的士族高門，屬于軍事貴族，但長孫無忌本人，在軍事方面雖有一定謀略，但并不善于統兵打仗，這種情況與他早年經歷有關。

長孫無忌的父親去世較早，他與妹妹一同在舅父高士廉家中長大，高士廉本人“少有器局，頗涉文史”，很有才華和名望，在這樣一個文化素養高的家庭中，長孫氏兄妹受到很好的文化教育。

長孫無忌“好學，該博文史”，妹妹也是“少好讀書，造次必循禮則”。高士廉識人很有慧眼，早在李淵父子太原起兵之前，就發現李世民是個非常之人，把長孫無忌的妹妹聘與李世民，后來李世民做皇帝，冊封長孫氏為皇后。長孫無忌的年齡與李世民相仿，二人從小交往友善，妹妹嫁給李世民后，兩人關系更加親密。

從李淵父子晉陽起兵叛隋，到建立唐朝，再到統一天下，長孫無忌一直追隨李世民東征西討，但卻沒有什么顯赫之功。他在政治舞臺上顯露頭角，是在玄武門事變中。

唐朝建立后，李淵集團發生分裂，最突出的矛盾是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之間爭奪皇位繼承權。李世民的才能、威望和接踵而至的顯赫軍功，不僅使其本人產生了覬覦皇位的野心，也引起太子李建成和齊王李元吉的忌妒和不安。

于是太子李建成與齊王李元吉用重金收買李世民部將尉遲敬德，遭拒絕后，又對李世民行刺，仍未得逞。于是，李建成與李元吉聯手向李淵讒毀李世民的謀士，將之逐出秦王府。這樣李世民最為心腹之人只有長孫無忌仍在府中，他力勸李世民先發制人，認為只有如此才能轉危為安。

正在此時，突厥南下侵犯，按慣例應由李世民督軍抵御，但此次在李建成的推薦下，由李元吉代李世民督軍北征，并調秦王府將領尉遲敬德等同行。他們的目的很明顯，想借機抽空秦王府的精兵猛將，并計劃在為李元吉餞行時殺掉李世民。

李世民得知后立即與長孫無忌等商量，又派長孫無忌秘密召回房玄齡、杜如晦，共同謀劃了玄武門兵變。六月四日，李世民親率長孫無忌等十人，在玄武門成功地伏殺了李建成、李元吉。

改革制度 修訂法律

在李世民奪取皇位繼承權的兵變中，長孫無忌稱得上是首功之人。在醞釀政變時，他態度堅決，竭誠勸諫;在準備政變時，他日夜奔波，內外聯絡;在政變之時，他不懼危難，親至玄武門內，所以唐太宗至死不忘長孫無忌的佐命之功，臨死前仍對大臣們說：“我有天下，多是此人之力。”李世民成了皇太子后，把朝廷要職授予長孫無忌。然而，長孫無忌的官運，沉沉浮浮。

打天下時，李世民立功，長孫無忌跟著水漲船高，從小文書，到禮部郎中、上黨縣公。得天下后，長孫無忌是“玄武門之變”的第一功臣，吏部尚書和右仆射的要職，自然而然交給了他。

長孫無忌在一年間，就大刀闊斧辦完了三件事：精簡機構，確定朝廷定員643人;削弱宗室，把李家遠親從“郡王”隊伍中降級;調整外交，國力沒有恢復之前要對突厥服軟。一年下來，得罪人無數。他外戚的身份立刻敏感起來。

這時李世民寫了篇《威鳳賦》，贈給長孫無忌，自陳當時已有求死之心，在長孫無忌的勉勵下才重新振作，表達出對這段患難真情的珍惜與感激，堵住眾人悠悠之口。

唐太宗時期貞觀之治的成功，重點在于律法嚴謹，禮儀修明，制度完備，這很大程度上應歸功于長孫無忌。他于貞觀元年主持修訂法律，歷經十年的努力，修成《貞觀律》。

新律法寬平簡約，律條嚴密，后來以之為本修訂《永徽律》，并作《疏議》逐條解釋。《永徽律》與《疏議》合為一體，這就是舉世聞名的《唐律》。“西有羅馬法，東有唐律。”《唐律》為世界五大法系中“中華法系”的代表作，被公認是中國古代法律之最完善者。

它承前啟后，集秦漢以來法律理論之大成，也是后世各朝法典之藍本，其影響遍及日本、朝鮮、越南等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唐律》成功將儒家義理引入律法條文中，達到了禮法合一的程度。從此，儒家思想全面深入到法律領域中，進一步成為社會的統治思想。

單是作為《唐律》的制定者，長孫無忌就足以名垂后世。他還主持修訂了《大唐儀禮》，以律令來規范禮法條例，便于推廣，頗受時人好評。這正是長孫無忌的一貫作風，既注重原則，又注重實效。

輔佐高宗 開創永徽之治

唐太宗晚年，因對嫡次子李泰的過度偏愛造成嫡長子即太子李承乾的謀反，并最終導致承乾被廢而悲傷不已，沉浸在過度悲傷中的唐太宗因此沒有看出李泰的野心以及李泰對嫡三子李治的威脅。最后在大臣諸遂良的提醒下才看清李泰的野心，本來“陰許立泰”的唐太宗，再三思量之下決定立李治為太子，封長孫無忌為托孤大臣受命輔政。

長孫無忌以回天之力促成李治繼立，是為唐高宗。李治即位后，立即拜長孫無忌為太尉，兼檢校中書令，知尚書、門下二省事，長孫元忌辭去了知尚書省事，但仍任太尉同中書門下三品。

唐高宗即位初年，實際執政的是長孫無忌。長孫無忌忠實執行唐太宗的遺訓，繼續推行貞觀政治：貫徹均田令，社會經濟進一步繁榮發展;貫徹以詩賦取士，增加進士科人選，擴大統治基礎;親自組織編寫《唐律疏義》，并將之頒行全國，進一步完善了貞觀法制;又平定了西突厥的叛亂，有力地維護了大唐王朝的統一;特別是恢復執行唐太宗晚年曾一度中斷了的休養生息政策，終結了長期對高麗的戰爭，順民情，得民心。

高宗統治初年，即永徽年間，唐朝在政治、經濟、文化、法律、軍事各方面都比貞觀時期有所發展，被封建史家譽為“永徽之治”，常與“貞觀之治”相提并論。這一成果的取得，有賴于股肱大臣們的齊心協力，特別是受顧命之托的長孫無忌的忠心輔佐。

李治在位三四年，僅僅二十出頭，長孫無忌已經將近六十，隨時可能撒手歸天，因此長孫無忌擔心自己死后李治壓不住，所以借著高陽謀反案將幾個年長的皇子除去，給李治鋪平帝王之路。他借故除掉了他認為威脅李治皇位的吳王李恪，清洗了一批與自己不和的大臣，這引起李治疑忌。

后來李治欲廢王皇后，改立武氏為后，長孫無忌堅決反對，這讓甥舅二人徹底反目。長孫無忌素來不結交軍方的弊端至此暴露出來，他赫然發現，原來除了君王的恩寵，他沒有任何有效手段保護自己。他放棄了和皇帝的抗爭，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著述中去，先后完成了《大唐議禮》《五代史志》等作品。這一部部凝聚著他心血的著作，成為他生命最后的輝煌。

盡管長孫無忌步步退讓，皇帝仍窮追猛打。這位大唐的開國功臣，輔弼兩代君王的佐命元勛，最終含冤入獄，死在他全心珍愛守護的外甥手里。安定天下的功績，血濃于水的親情，亦師亦友的教誨，終究敵不過君臣名分，彈指間塵歸塵，土歸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