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及蘇軾，世人無不高山仰止。

后世推崇蘇軾，蓋其手創之不朽文化功業。他的詩詞、散文、書法，堪稱“三絕”，立極宗師;而他的性情之淡泊，性格之灑脫，累處逆境卻不改忠君愛民，甘為蒼生造福的高古風范，也引得歷代文人士大夫競相折腰。集道德文章于一身的蘇軾，其后世影響當不在屈子、李杜、韓柳之下！而他的大度，尤為我所嘆服。

宋元符三年五月，蘇軾遇赦，結束七年流放從海南北歸。時傳聞，他將入朝拜相。曾在哲宗朝為相的章惇之子章援，因害怕其父對蘇軾的迫害甚多而受打擊報復，特意寫了一封長信給蘇軾，請求他的寬宥。對官場恩怨早視作過眼煙云的蘇軾即作覆書，坦誠相告：“伏讀來教，感嘆不已。某與丞相定交四十余年，雖中間出處稍異，交情固無增損也。聞其高年，寄跡海隅，此懷可知。但以往者，更說何益，惟論其未然者而已。”這種不咎既往，珍惜情誼，以德報怨的胸懷，端的令人擊節贊賞。

應予補書一筆的是，蘇軾與章惇確有“同年”之誼。仁宗嘉佑二年，蘇軾、蘇轍兄弟倆和章惇均為同榜進士，并做了頗有情誼的好友。但在哲宗親政，章惇、蔡卞當權之后，因為政見的分歧，以“譏刺先朝”的罪名將蘇軾降職免官，貶置惠州。紹圣四年，再貶為瓊州別駕，發配儋縣。身為宰相的章惇還特別下了一道命令：不準蘇氏兄弟在官舍居住。也就是說，章惇不但在政治上對蘇軾排斥、打擊，而且在生活上也對蘇軾加以設障、留難。

雙重迫害之下，蘇軾只得租用民房棲身。可謂凄風苦雨，備受摧殘！兩千多個苦熬的日日夜夜，蘇軾身心備受傷害。這樣的政治恩怨和生活逼迫，無論放在哪個人身上，都是難以釋懷，刻骨銘心的！但落到蘇軾頭上，既不想翻歷史的舊賬，也不計較個人的恩怨，反而用“更說何益”一筆帶過。這種寬宏大量，實屬罕見。

讓人特別感動的還在，不念舊惡的蘇軾非常懷念與章惇的“同年”之誼，并為其遭貶后的生活、健康而牽掛。在給章援的覆信中，蘇軾叮囑他好好照顧年邁的父親，多備些“家常用藥”，“切不可服外物”。蘇軾還給病中的章惇寄去一些藥方，囑其多多保重自己。蘇軾對迫害過自己的章惇，仍像對老朋友那樣，關愛有加，不計前嫌。他的寬容大度，到了把苦難、冤屈、創傷留給自己，把友誼、關愛、真情都付于別人的境界。不求利己，唯為助人，如此博愛、寬厚的胸襟，即使放在當世，又有幾人能及？

都說文人器量狹窄、小雞肚腸，那就看看蘇軾這位大文豪吧！自然，蘇軾的寬容大度，并不意味著是非不分，沒有原則。恰恰相反，他所持的政見、立場，異常堅定;也正為此，他既得罪于變法的王安石，又不茍同于盡廢新法的司馬光，才遭致數度受貶，外放流浪。

但是，蘇軾從來不把政見分歧、仕途沉浮與朋友情誼拴在一起，像現今的某些人那樣，一切以政治正確為轉移，以至翻臉無情，落井下石。在蘇軾而言，你我政見雖異、不相為謀，但私交尚在、情誼尚存，仍可以做生活中的朋友。他與王安石、司馬光，包括章惇在內，都長期保持朋友關系，而不受宦海遷謫之左右，不為恩恩怨怨所影響，正凸顯其人格的高標。宦海風波惡，文心兩相知。他與王安石之間的交往，堪稱文壇佳話。

蘇軾是浪漫、幽默的，蘇軾又是兀傲、堅韌的。二十余年的顛沛流離，苦痛磨難，終不改其人性本善的信念。他說：“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眼前見天下無一個不是好人。”

大度的蘇軾，屹立于對大寫的“人”的摯愛與堅信的盤石之上！這種人類情懷、人文情愫，如電光火石般劃過千年夜空，照亮華夏！大度東坡奇偉男，絕代風華千古傳。蘇軾的博愛大度，與豪放的蘇詞、雋永的蘇文、飄逸的蘇字交相輝映，成為國人永久注目的一道亮麗歷史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