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新覺羅·琰(1760年11月13日-1820年9月2日)，原名永琰，清朝入關后的第五位皇帝，年號嘉慶，1795年～1820年在位。

紫禁城之變是大清衰勢的一個特殊表征。在它的背后，是大清深層次問題的不斷惡化：人口壓力沒有絲毫減輕，流民越來越多，土匪四起，邪教橫行。除了天理教之外，什么靜空天主、老佛門、一柱香、紅陽教、清茶教、大乘法門等教門，接踵而出，目不暇給……

嘉慶皇帝實際上已經做到了他的觀念范圍內最大的努力。他對每一個問題的處理都是盡心盡力，既耐心又堅決。二十多年中，他就猶如一個唐吉訶德，一刻不停地和風車搏斗，然而卻絲毫于事無補。腐敗問題沒有絲毫好轉，政令出不了紫禁城。政府工作作風昏庸懈怠至極，種種離奇之事一再出現。

嘉慶晚期的一年，他去祭掃東陵，路上兵部尚書突然向他奏報，帶在身邊的兵部大印不知道被誰偷走了。皇帝大為震怒，部印失盜，不但不成體統，而且也極為危險，試想皇帝外出其間，如果發生意外，皇帝都沒辦法調兵遣將。皇帝下令調查，調查的結果更讓人吃驚：大印居然是三年前就丟了，一直被隨從的司員隱瞞到此時。雖然百般鞠問，最后此事仍然沒有結果，不了了之。

嘉慶二十三年武科考試后，皇帝按慣例為武進士舉行傳臚大典。這一天皇帝起了個大早，早早就位，隆重的典禮按時開始，可是第一名和第三名，也就是武狀元和武探花卻怎么等也等不到，大典只好中止。事后一調查，原來是太監忘了開宮門，武狀元和武探花四處找門，也沒找到……

雖然一再發生行刺皇帝、殺入皇宮的事件，可是宮門門禁這個小小問題怎么也解決不了。嘉慶二十四年四月，又有一名普通老百姓，乘守門者不當班，潛入紫禁城，一直走到內右門，深入大內，才被太監發現。

有一次皇帝出門散步，發現大宮門外居然有人放羊，這些羊群就在皇帝眼皮底下悠然自得地漫步吃著“御草”。宮門鹿角之上，有人乘涼閑坐，不遠處樹林里有小販們舉行野餐，席地喝酒吃肉。皇帝一追查，原來這些羊是太監們養來換外快的，那些小販都是太監們的朋友，想來看看皇帝住的地兒是什么樣。

乾隆以前，對皇室宗親要求極嚴，約束極細，天潢貴胄們是整個大清社會素質最高，修養最好的一個群體。嘉慶中期之后，八旗子弟已經徹底腐化，宗室隊伍中，出現越來越多的敗類。在清查天理教起義的過程，嘉慶皇帝驚訝地得知，宗室之中，竟然也有加入邪教者！宗室奉恩將軍慶遙，宗室舉人慶豐，宗室海康都是天理教的外圍組織紅陽教的成員。天理教徒進攻紫禁城的計劃，早就通知了他們，他們欣然決定參加，以便在起義成功后當上大官。只不過當天由于意外，沒能共襄此盛舉。

后來導致了一場重大戰爭的鴉片，在嘉慶時期就已經成為了重要社會問題，宗室之中，吸食此物者極多。嘉慶二十四年朝廷舉行大典，宣布這一年科舉考試成績。按理，充任導引官的貝子德麟應該早早來到太和殿前帶領新科進士們站排行禮，可是太陽已經三丈高，他還沒到場，導致大典無法按時進行。皇帝很奇怪，命人查找，結果發現此人正躺在家中吸食鴉片，飄飄欲仙的快感讓他忘了自己身上的這個要差。

皇帝大怒，當即把他拉到宮門外，重責了四十大板，革去爵位。

可是就在這事發生幾天之后，又有人重蹈覆轍。御前侍衛安成出任庶吉士考試的監考。由于沒過足煙癮，考試快完事了他才來，被皇帝革去了御前侍衛之職。

除此之外，宗室之中開賭場的、嫖娼的、依仗宗室身份四處招搖撞騙的，到處都是。甚至那些被皇帝宣布圈禁起來的有罪宗室，居然能找到門路，讓人把妓女送入監獄里供他們享受。凡此種種，嚴重敗壞了愛新覺羅家族的聲譽。

皇帝憂心不已。為了扭轉這種局面，他煞費苦心，花了好幾天時間，寫成了一篇鴻文《宗室訓》，發給每個宗室。這篇御制文章說，宗室風氣敗壞已極，許多宗室“所為之事，竟同于市井無賴。”

和以前一樣，皇帝的這篇教育文章不過是重復了一系列道德教條。說什么“若問予立身之要，曰孝弟忠信禮義廉恥;若問予應為之事，曰國語騎射讀書守分。”

皇帝命令，每個宗室都有要一本，讓他們好好學習，改造思想。為了保證學習效果，皇帝還命令宗人府組織了一次考試，考試內容就是默寫《宗室訓》。據宗人府報告，考試成績不錯。

可是這一教育運動開展了很長時間，宗室風氣竟無一點好轉。皇帝很奇怪，有一天特意召見散秩大臣、宗室奕顥、成秀、敬敘三人，問他們學習《宗室訓》的心得。不想這三人瞠目結舌，居然不知道有學習《宗室訓》一事，更沒讀過一個字！

皇帝大吃一驚，感覺“實出意想之外”。然而除了痛罵宗人府官員“喪盡天良”之外，他再也不知道該做什么了。

嘉慶皇帝的二十多年統治，就在這一日日抱怨、迷惑、痛苦、尷尬中過去了。

二十多年間，雖然經常心灰意懶，但是他從來沒有放松過權柄，一直到去世前一天，還在不倦地處理政務。

其實，這種勤奮已經成了一種慣性，成了一種“懶惰”著的勤奮。他弄不明白為什么他越努力，形勢就越糟。他不明白他已經在中國歷史上找遍了所有藥方，為什么還是不見效。越到后來，皇帝越對扭轉社會大勢喪失了信心，他已經成了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表面上，他一天到晚，一刻也不休息。實際上，他已經習慣于不動腦子，讓祖宗為自己動腦子。“體皇考之心為心，本皇考之治為治。”只要祖宗說過或做過的，他都依樣畫葫蘆地執行貫徹。

到了晚年，他的“守成”“法祖”已經升華到如此高度，那就是每天都死按“實錄”辦事。

嘉慶二十年(1815年)，禮親王昭璉因小事將其屬下人等禁押在王府之內，嚴刑拷打，手段非常殘酷。皇帝聞知十分生氣，判昭璉革去王爵，圈禁兩年。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六月，皇帝早起恭閱康熙“實錄”，看到內有平郡王納爾圖打死無罪人又折二人手足一事，當時康熙的處理方案是革去王爵，免其監禁。禮親王案遠較之平郡王案輕，于是皇帝當日下旨，改變前判，“敬承家法”，將昭璉釋放。

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十月十九日，宮內文穎館失火。火勢不大，內宮太監鑒于天理教血染紫禁城的教訓，怕引來壞人混入宮中，沒有開宮門命護兵入內救火，而是由太監們親自撲滅。按理說這事處理得不能算錯。可是嘉慶皇帝在八天之后讀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九月“實錄”，內載乾隆帝規定，凡宮內園庭遇失火等意外之事，即行開門放外邊人等進內撲滅。于是皇帝根據這一記載，以違背乾隆指示為由，下旨處罰有關官員。

正是在這種不論時間地點一律按“實錄”辦事的原則下，大清朝一天天走向了萬劫不復的沉淪，皇帝也在迷茫中一天天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