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漢武帝向天下人昭告：自己給百姓造成了痛苦，從此不再窮兵黷武、勞民傷財，甚至表白內心悔意。這就是《輪臺罪己詔》。這份詔書，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份帝王罪己詔。敢于罪己，置自己過失于天下輿論中心，漢武

帝無疑是第一人！至此，后代皇帝犯了大錯，也會下“罪己詔”，公開認錯，展示明君姿態。

直言敢諫的汲黯曾批評漢武帝：皇上殺人太多，即使平日信任的人，也不予寬恕，這樣搞下去，天下人才早晚都會被殺光。漢武帝不為所動，漠然一笑：何世無才，只是人主沒有識得人才的慧眼，如果能夠辨明人才，何必擔心天下無才？(上招

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嚴峻，群臣雖素所愛信者，或小有犯法，或欺罔，輒按誅之，無所寬假。汲黯諫曰：陛下求賢甚勞，未盡其用，輒已殺之。以有限之士，恣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才將盡，陛下誰與共為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諭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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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世無才？患人不能識之耳。茍能識之，何患無人？夫所謂才者，猶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盡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

就是這樣一位視人才如草芥的漢武帝，一方面又極端地愛才、惜才。

封建專制體制下，人才使用有兩大陋習：一是任人唯親，只用

劉徹自己熟悉親信的人;二是論資排輩，必須按“三十九級臺階”，一級一級往上爬，不能“亂”了規矩。而漢武帝一不會因言廢人：只要有才華，主父偃持不同政見，漢武帝照樣求賢若渴;二是敢于破格提拔：因為有能力，衛青家奴出身，漢

武帝竟然破格提拔。

不僅如此，漢武帝甚至擯棄正統，容納異類，慧眼發現東方朔，將莊嚴的朝堂變成一個充滿溫情和快樂的休息室，君臣之間宛如玩伴;同時，他不以狎褻而喪失原則，對東方朔的諍言擊節贊嘆，言聽計從。

他初讀《子虛賦》，即大為傾慕;得見作者司馬相如，如獲至寶，讓他享受與自己同等的寫作待遇。能識人、能容人、能用人，漢武帝千古無二。秦始皇、漢高祖視文人為腐儒，唐太宗、清高宗或能知人，終究雅量闕如。

漢武帝備受誤解和爭議的，就是閹割了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史家——司馬遷。司馬遷在《史記》中對他褒有貶，班固的《漢書·武帝紀》對他的文治大加贊揚：

班固贊曰：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后，號令文章，煥然可述，后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才大

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班固絕口不提漢武帝的武功，表明對漢武帝的武功是有保留的。

到了司馬光的《資治通鑒》，也是表揚、批評兼而有之：

臣光曰：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其所以異于秦始皇者無幾矣。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統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誅賞嚴明。

晚而改過，顧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

但在晚年，劉徹卻因巫蠱之禍濫殺大臣王子，引得后世非議。相較于一生從未濫殺一位大臣的秦始皇，這無疑是劉徹的不及。

建國之初，朝廷愁錢少，現在則是愁錢多，因為“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

而不可校”。以前馬匹奇缺，連開國皇帝劉邦的馬車都找不到顏色相同的四匹馬來拉，開國功臣們只能降低標準坐笨重牛車，現在則是“眾庶街巷有馬，而阡陌之間成群”。血氣方剛的劉徹見漢朝家底不一般的厚實，便改變了對匈奴謙卑軟弱

度，開始直起腰來和其大打出手。武帝下定決心，四十年如一日，耗費錢糧戰馬無數，以幾乎一夜回到解放前的代價，終于成功的把不可一世的匈奴趕到鳥不拉屎的漠北去了。

頒布輪臺罪已詔，是漢武帝統治政策的重大變化。它表明漢武帝已決心不再主動對匈奴用兵，而要注重發展農業，提倡農耕以恢復生產。為實現這一政策，漢武帝不但下令不復出軍，而且還在征和四年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

養民也。同時，還任命趙過為搜粟校尉，推廣代田法，并下詔重申：當今之務，在于力農。

漢武帝一生致力于加強中央集權，建立了鞏固統一的西漢帝國，奠定了中華民族遼闊疆域的基礎。但與此同時，在他統治期間，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按司馬光的評價，其

所以異于秦始皇者無幾矣.而西漢王朝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同漢武帝晚而改過，有十分密切的關系。

漢武帝還沒有來得及全面推行其與民休息的政策，便于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去世了。其后繼者昭帝和宣帝堅持執行武帝晚年制定的與民休息的政策，因而在西漢中期出現了被后世稱頌的昭宣中興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