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德國外交部檔案，1937年10月下旬，希特勒密令德國駐日大使狄克遜向日本外相廣田探詢日本所希望的中日和平條件。當時上海尚未全部陷落，日軍在上海作戰傷亡重大，廣田提出了四個條件：(1)中國承認“滿洲國”;(2)華北特殊化;(3)中日共同防共;(4)中日經濟提攜。10月30日，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奉命拜訪 國民黨政府外交部次長陳介，勸告中國政府與日本講和，并表示德國愿意居間調停。他還威脅地說：“九國公約國會議不會產生有利于中國的結果，而中國與蘇聯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乃是大錯特錯，希望中國政府能夠改變這個政策。”

11月3日，也就是日軍在金山衛登陸的前兩天，狄克遜再度會晤廣田時，廣田因日軍在上海作已占優勢而增加了內蒙自治、華北建立非軍事區、以親日派為華北行政長官的三個條件。陶德曼奉命將這些條件面達了蔣介石。蔣對德國出任調停表示感謝，并且反問陶德曼對此有何意見。陶德曼這些條件可以作為中日談判的基礎。蔣介石向陶德曼講了一句真心話：“如果接受日本的這些條件，中國政府必將無以立足，而共產黨起而當政，對日本也是不利的。”稍停，蔣介石又作了補充說明：“目前九國的公約國正在比利時開會，可望覓取和平途徑，暫時難于正式承認日本的要求。”陶德曼對蔣答復非常不滿。與此同時，希特勒還通過德國顧問福根霍孫，用蔣的話反對來威脅蔣說：“如果戰爭拖延下去， 中國經濟一定會崩潰，共產黨一定會取國民黨的政權而代之。”

以上情況，說明蔣介石在事實上可以默認放棄東北領土和華北主權，只要不用公開的條約形式公布出來。而德國熱心于調停中日戰爭，根本不是幫助中國，而是為它的盟國日本釜底抽薪，壓迫中國投降。九國公約國會議從11月3日開到11月5日，僅僅通過了一項空洞無物的決議：譴責日本企圖以武力改變中國現狀的政策。日本對此視若無睹，在占領上海后，繼續向南京進攻。11月28日，陶德曼在上海建議再作一次中日和平的努力。12月1日，德國外長牛賴特勸告中國駐德大使程天放：“中國已無法轉敗為勝，而時間對中國不利。”

十分明顯，此時德國加緊調停的步驟，目的在于配合日本速戰速決的方針，幫助日本拔出泥足，以便共同對蘇作戰。在日本軍事逼降和德國外交誘降雙管齊下的局勢下，蔣介石動搖得非常厲害，他主張“堅守”南京不是為了戰略上的需要，而是等待陶德曼到南京來再作一次調停中日戰爭的努力。

12月2日，陶德曼在外交次長徐謨的陪同下由上海到了南京。為了推卸賣國投降的責任，蔣介石召集國民黨高級將領會議，叫徐謨列席，報告昨天陶德曼所轉達的日本的條件。當時參加會的高級將領，揣摹蔣的意旨，贊成以日本所提條件為進行和談的基礎。會后蔣接見了陶德曼，向他提出三點：一、以日本建議為和談的基礎;二、保持華北領土主權之完整;三、和談中不得涉及中國與第三國已成的協定。蔣介石懷疑“日本人說話不算數”，希望德國在和談中作雙方的公證人。陶德曼表示德國只能在幕后活動，不便公開參加談判。他特別強調必須反共。蔣介石請德國轉達日本政府，中日舉行和談時日本政府對于所提的條件，必須絕對保密。由于日本陸軍派軍人自恃武力，沒有等待德國調停成熟，繼續向南京進兵，12月5日蔣匆匆離開南京，13日南京陷落，德國的第二次調停遂告停頓。

12月6日，蔣在漢口召開最高國防會議，再叫徐謨將陶德曼的調停經過在會上匯報。德國外交部也將國民黨政府的意見電達駐日大使狄克遜，叫他轉告日本外相廣田。廣田聲稱，須征求軍部的意見，才能作出回答，但根據估計，日本在南京得手之后，恐難按照一個月以前所提的條件進行談判。狄克遜勸告說：“蔣介石如果超過所能承認的限度接受條件，他的政府必將倒臺，而蔣介石政府倒臺，中日戰爭必將持久，對日本有所不利。”

隨后廣田回答狄克遜，日本改提條件如下：一、中日“滿”三國合作防共;二、華北特殊化，并將特殊化范圍擴大到內蒙及上海附近的非軍事區;三、中日“滿”三國成立經濟合作協定;四、中國賠償日本戰費。廣田附帶聲明，中日進行和談的程序如下，蔣介石先表明堅決反共的態度，然后派代表至日本政府所指定之地點，并由德國元首建議中日直接談判，日本表示可以接受;日本必須在和約成立后始能停止軍事行動。狄克遜認為，這些條件，中國恐難于接受。廣田一口咬定：“這些條件已由內閣決定，上奏天皇批準，此外就沒有其他方案了。”

南京失陷后不久，陶德曼又到漢口會見了蔣介石。他聽到了國民黨政府決定派孫科到莫斯科簽定中蘇同盟條約的消息，于12月13日訪問了蔣介石的“智囊”張群，探聽虛實。張群陰陽怪氣地說：“是有這么一回事，但你見過委員長后，委員長已命孫科暫緩啟程。”陶德曼立即將此面消息及中國人心傾向蘇聯的有關情況報告了德國外交部。

其實，自中日交戰以來，蘇聯即于8月21日與中國簽定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并派志愿空軍人員援華，蘇聯對中國的戰略物資援助，也比西方任何一國為多。但是，此時國際反法西斯陣線尚未組成，西方國家正準備犧牲中歐幾個小國來交換希特勒出兵進攻蘇聯，而希特勒也正勾結日本共同對蘇作戰。在這種情況下，蘇聯的主要力量要擺在歐洲對付德國，不可能進一步締結中蘇攻守同盟條約，直接卷入和中日戰爭的漩渦。

因此，關于中蘇同盟的風聲，是蔣介石放出來的煙幕，用以刺激德國，使之加緊調停中日戰爭的步伐。12月26日，陶德曼將日本所提的新條件轉達給蔣介石，蔣推托有病，叫他的老婆宋美齡和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長孔祥熙代接見。但在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的巨大壓力下，蔣介石不敢接受這些條件。張群曾向蔣獻策說：“和必亂，戰必敗，敗而后和，和而后安。”他的意思是說，如果過早地投降日本，必將引起全國人民的反對，政府可能因此倒臺，不如暫時“抵抗”一下，打得河山破碎后再講和，就可以取得人民的諒解而相安無事了。因此德國的第三次調停又告失敗。

1938年1月16日，日本首相近衛發表第一次對華聲明，“不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為中日和談之對象，中日問題絕無第三國調停之可能”。砰地一聲，把中日“和平之門”關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