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晦澀的法律文件一直被陳舊的牛皮紙包裹得嚴嚴實實，當中不僅將莎士比亞描繪為危險的惡棍，而且還列出了他的許多同伙——換言之，當年的莎翁不僅從事過違法行為，還可能卷入有組織犯罪。

貌似溫文爾雅的莎士比亞曾經是個打手兼惡棍？據美國《史密森尼雜志》近日報道，加拿大學者萊斯利·霍森從英國檔案館故紙堆中得出的研究成果，在這位令人欽佩、但少有人透徹了解的文壇巨匠的肖像上，添上了與眾不同又令人大跌眼鏡的一筆。

莎翁早年社會地位平平

在面向公眾的歷史讀物中，威廉·莎士比亞1564年出生在英國沃里克郡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特福德鎮，成年后和普通人一樣結婚生子，直到前往倫敦投身演藝界，才踏上成名之路。今天，許多人對莎翁的經典作品如數家珍，卻對他早年的經歷知之甚少——譬如，莎士比亞曾為好幾起訴訟案件出庭作證，并且在不止一份卷宗上留下自己的大名。

這并不十分奇怪。莎翁畢竟是將近5個世紀前的人，而關于他創作生涯之外的情況，我們的了解程度不會比與他同時代的人更深。英國國家檔案館的大衛·托馬斯就指出：“莎士比亞早年的史料少，恰好與他所處的社會地位吻合;我們強烈關注他，才突然發覺史料不足。”

更糟糕的是，存世的史料要么質量低劣，要么枯燥乏味。莎士比亞的多數奇聞軼事，其實是在他逝世幾十年甚至幾個世紀后，才經他人之筆流傳開的。著名古董商和傳記作家約翰·奧布里曾撰寫過莎翁編年史，當中提到：莎翁的父親是屠夫，他本人卻“英俊、身材勻稱，非常容易相處”。(而最新研究發現，莎士比亞之父是個羊毛商人，根本不是屠夫。)17世紀80年代，牧師理查德·戴維斯率先披露了莎士比亞的一則丑聞：他曾在托馬斯·魯西爵士的莊園偷獵鹿，被抓獲之后，才被迫離開斯特拉特福德前往倫敦。

既然缺少第一手資料，勾勒出莎士比亞完整肖像的惟一希望，就剩下在伊麗莎白女王一世(1558～1603年在位)和詹姆士一世(1603～1625年在位)時代的檔案資料中大海撈針。英國國家檔案館確實收藏著數以噸計的納稅記錄和法庭訴狀，但這類材料的字里行間往往充斥行業專用語言和拉丁文縮寫，即使出現莎士比亞的名字，也有80種不同拼寫方式，文字專家也必須經特殊培訓才能看明白。

開劇場和妓院不差多少

由于幾乎找不到鐵證，現存的多數莎士比亞故事都是靠推測寫就的。在這樣的背景下，加拿大學者萊斯利·霍森發現的史料尤其引人注目。據了解，這些晦澀的法律文件一直被陳舊的牛皮紙包裹得嚴嚴實實，當中不僅將莎士比亞描繪為危險的惡棍，而且還列出了他的許多同伙——換言之，當年的莎翁不僅從事過違法行為，還可能卷入有組織犯罪。

“大家都知道，”一份法庭令狀用拉丁文寫道，“威廉·威特為了保命，被迫接受威廉·莎士比亞、弗朗西斯·蘭利、約翰·索厄爾的妻子多蘿西·索厄爾和安妮·李作為‘合約擔保人’……”令狀附件由薩里郡法官簽發，日期為1596年11月29日。那么，威廉·威特是誰？文件暗示他受到了莎士比亞等人的死亡威脅，又是誰指使后者這么做的呢？

霍森在其研究報告中指出，當年的莎翁，是個精力充沛、思維敏捷但學識粗淺的鄉巴佬，渴望在“放蕩不羈且不講道德”的戲劇界發跡。在16世紀末，戲劇表演遠不是受人尊重的行當，否則，倫敦的劇場也不會成群地建在泰晤士河南岸薩瑟克區，處于司法管轄的空白區域。大概正是因為這個原因，霍森才會從薩里郡而不是倫敦的令狀中發現這些文件。

作為初到大城市闖蕩的新人，莎士比亞不得不從最卑微的職業做起，為那些聲名狼藉的老板打工。在那個年代，開劇場和開妓院差不了多少，二者都是社會中下層人士尋花問柳之地，到處游蕩著小混混、皮條客和妓女，觀眾對舞臺表演的興趣反倒是最小的。由此可以推斷，無權無勢的莎士比亞最初找到的工作，必定會把他帶入演藝界最陰暗的一面。正如作家們提到的那樣，他的頭一個雇主是菲利普·漢斯洛維，此人發家致富的途徑，首先是開妓院，其次才是做劇場經理。

幫無良老板“黑吃黑”？

莎士比亞的第二任老板弗朗西斯·蘭利也是同一類人。萊斯利·霍森經縝密分析發現，蘭利的多數財富都屬不義之財，作為“天鵝劇院”的業主，他本人是一長串暴力和勒索案件記錄的主角。倫敦市長曾經反對興建該劇院，稱它將成為“小偷、盜馬賊、嫖客、騙子和叛亂者”的聚會場所，結果沒起任何作用。

在生意場上，蘭利最主要的對頭就是威廉·威特——疑遭莎士比亞恐嚇的對象。滑稽之處在于，威特本人也是個兇殘的打手，他的繼父威廉·加德納曾在薩里郡擔任地方官，表面上在高檔商業區做皮革生意，巨額財富卻大多來自不法交易。另有記錄顯示，他妻子家的許多親戚控訴加德納撒謊成性;后者還在不同時間犯下“誹謗、侮辱和暴力”等罪行，并因此入獄短期服刑。當過地方官，也絕不表明此人有多么正直，只是“有錢能使鬼推磨”罷了。

耐人尋味的是，研究莎翁的部分學者曾在各自的著作中提及相關的人和事，卻一直對此躲躲閃閃。他們大多表示，“幾乎找不到”莎士比亞作為蘭利雇員參與不法活動的直接證據。在傳記作家塞繆爾·舒恩鮑姆口中，“最合理的解釋是，莎翁只是目睹爭端的清白證人”。

而在霍森看來，類似的表述更像是歪曲事實，有點“為尊者諱”的意思，故意回避莎翁在法庭令狀中被明確地點了名，直接卷入了爭端這一事實。霍森堅持認為，蘭利和威特(加德納)之間一定發生過某種激烈的沖突，目的是壟斷劇場業主涉足的暴利行當，他們的爭執的實質是“地痞流氓之間的‘黑吃黑’，簡而言之，是搶奪當地副業和對有組織犯罪的控制權”。由此觀之，“既然莎士比亞是案件的當事人，想必他是積極參與了兩大犯罪集團的交鋒”。

來路可疑的巨額買房款

當然，受害人威特和他的同伙也不是善良之輩。此人在另一起案件中被描述為“不懂好賴的輕浮貨色”——莎士比亞心甘情愿地給蘭利做幫手，其模仿對象或許就是出道更早，同樣對繼父兼老板忠心耿耿的威特。以這種陰暗面貌存在的莎翁，不禁讓人聯想起以他為主人公的、頗具爭議的畫作《錢多斯肖像》。正如莎士比亞研究專家比爾·布賴森所說的那樣，這幅畫像似乎要描繪這么一名男子：“他的本質，與外界描繪的謙卑、禿頂的文人形象格格不入。”布賴森曾經寫道，畫中男子“肆無忌憚的做派”和“淫蕩的嘴唇”足以令人不安，“憑感覺，他就不像是那種你能夠輕易將妻子或女兒托付之人”。

事實上，初入文壇的莎士比亞并非出色的作家，更不是完全誠實守信的公民。其他法律文件顯示，在1596年、1598年和1599年，因為拖欠幾先令(舊貨幣單位，一英鎊折合20先令)的稅金，莎翁總是從一處出租屋躲到另一處出租屋。他為何惹這么多麻煩著實令人不解，因為稅款與其同期花費在購置財產上的支出相比，只是九牛一毛。同樣，他還因微不足道的金錢和至少3名男子打過官司。而在其他同行的評價中，莎士比亞的口碑亦非完美無瑕。劇作家羅伯特·格林臨終前，就譴責莎翁剽竊他的作品，并警告其他人不要落入這位“暴發戶式的烏鴉”的圈套。

從霍森的種種分析看，“年輕時代的莎士比亞，曾由于某種原因在倫敦從事過見不得人的下流勾當”，這樣的結論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不過，這與他作為演員和劇作家的生活并不全然矛盾——以莎翁之頭腦和變通能力，有理由認為他能做到一心二用，在登臺演出、創作劇本的同時，繼續充當蘭利的得力干將。

另一個值得玩味的事實是，到了1597年，莎士比亞居然出資60英鎊，在老家斯特拉特福德購買了一棟帶有好幾個花園的豪宅，要知道，60英鎊在當時可是很大一筆錢。人們不能不聯想到，這筆巨款究竟是他寫劇本掙來的血汗錢，還是從事“地下副業”的不法所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