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英宗朱祁鎮，明宣宗朱瞻基長子，九歲即位，年號正統，明朝第六代皇帝。即位時有三楊輔佐(楊士奇、楊榮、楊溥)和英國公張輔，社會尚算安定。自正統七年(1442年)，王振掌權后，政治開始腐敗，塞外的瓦剌不斷搶掠。1449年，明英宗在太監王振的慫恿下親征，由于用兵不當，導致“土木堡之變”。明英宗被俘之后，北京的明眾臣為穩定人心，以于謙為首的大臣們，主張立明英宗的親弟郕王朱祁鈺為帝(即景泰帝)，史稱明代宗。此后，大明和瓦剌之間的斗爭愈演愈烈。

如果不是于謙那句“言南遷者，可斬也”的厲聲高呼，留守北京的大臣們就會犯逃跑主義，大明帝國就會輕松地丟掉半壁江山;如果不是于謙那句“社稷為重，君為輕”的大義言辭，狼子野心的也先就會繼續以朱祁鎮為要挾，明英宗就不可能有再登皇位的人生轉折。然而，明英宗成功復辟后的當天，就迫不及待地把于謙以“謀逆罪”關進了死牢，五天后“棄市”。

每次讀《明史》讀到這里時，筆者在為于謙身遭慘死扼腕嘆息、悲憤落淚的同時，也不禁陷入深深的思考。論清廉，于謙自奉儉樸，兩袖清風;論能力，于謙膽識非凡，處亂不驚;論人格，于謙心系國家，義薄云天;論操守，于謙安于淡泊，剛正不阿。于謙對大明帝國有再造之功，再說明英宗能夠重返大明，也全靠于謙與也先的智勇周旋，這一點明英宗比誰都清楚。但他還是一邊說著“于謙實有功”，一邊下達了死刑命令。那么，明英宗為何非要置于謙于死地呢？

通過“奪門之變”復辟的明英宗，首先面臨著的一個重大問題，那就是如何為自己的君統“正名”。為此，明英宗廢除了景泰帝名號，改元“天順”。天者，天命所歸;順者，順應民心。年號雖然改了，景泰帝也已經廢了，而對當初危難時刻擁立景泰帝上臺的主謀于謙如果不加以懲治，顯然還不足以證明其復辟之君的政治合法性，無法向天下人昭示自己的復辟是“天命所歸”和“民心所向”。所以，當徐有貞提醒他說“不殺于謙，此舉為無名”后，為處置于謙猶豫再三的明英宗終于下定決心，殺掉于謙，抄沒家產，家人充軍。

失去過，才會懂得去珍惜和擁有。明英宗從一個至高無上的皇帝，變成一個身陷囹圄的階下囚，繼而成為一個被景泰帝幽禁長達七年之久的太上皇，最后夢一般的再次坐上皇帝寶座，期間的辛酸、悔恨、羞辱、磨難，是任何人都無法想象的。所以，他對失而復得的皇位愈發珍愛。殺掉于謙，不過是他樹立權威、挽回顏面的無奈之舉。然而，于謙畢竟是無懈可擊的，找不到罪名，這讓明英宗很頭疼，于是宋高宗冤枉岳飛謀反的伎倆又派上了用場。不過，岳飛的罪名是三個字“莫須有”，而于謙的罪名是兩個字“意欲”。

于謙被殺，“天下冤之”，京城百姓無不為之落淚，就連皇宮內的孫太后也為之感嘆。然而，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因為對于明英宗來說，皇權永遠是第一位的。明英宗死后，他的兒子明憲宗即位，于謙的冤案很快得以昭雪。明憲宗在賜給于謙的祭文中說：“卿以俊偉之器，經濟之材，歷事先朝，茂著勞績。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之獨恃，為權奸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祭文中，明憲宗把于謙的死完全歸因于徐有貞、石亨等人的迫害，多半是為明英宗開脫。不過，明憲宗即位后能立即為于謙平反，也多半是受了明英宗的特別叮囑。人做錯了事情，總會內疚不安的，皇帝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