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武王克商以前，周族的君位繼承制度為何？季歷因何被選立？前賢對此說法不一。筆者根據(jù)文獻考古資料和人類學(xué)研究成果，探討了貴族等級名號傳嗣制與季歷、文王繼立的關(guān)系問題。這一討論引導(dǎo)我們對周人革命、帝改元子的性質(zhì)問題重新去分析討論，并產(chǎn)生了一些新的認(rèn)識和看法。古公有三個兒子：太伯、虞仲、季歷，但選擇了季歷作為儲君。于是“長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荊蠻，文身斷發(fā)，以讓季歷”。如上所言，太伯、虞仲既未即位，亦未被立為儲君。

《左傳》有另一種說法，僖公五年宮之奇對虞公說：“太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依宮之奇之說，太伯未繼承君位是因不從父命。那么反過來說，如果太伯遵從父命，便可以繼父君位。

《左傳》之說是對的，《史記》所說“以傳昌”是、而“立季歷”非。依殷禮，太伯、虞仲與季歷均有依次繼位的權(quán)利。只是最后由誰傳子古公有自己的想法：依次傳弟，最后由季歷傳位于“圣”孫姬昌。“大伯不從”正是這后一點，他與虞仲不愿做過渡式的君主，便一起出逃，連君位也不愿繼承了。

皆為太王嫡子的太伯、虞仲、季歷，均曾預(yù)立為儲君，方式是以次相承。這一推論可從《逸周書·世俘解》所述周克商不久的祀制中得到證明。

王烈祖自大王、大伯、王季、虞公、文王、伯邑考以列升。《世俘解》正如郭沫若、顧頡剛所論，是周初最可信的文獻資料。《郭沫若全集》卷1，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顧頡剛：《逸周書世俘篇校注、寫定與評論》，《顧頡剛古史論文集》第2冊，中華書局1988年版。特別是這段材料所展示的祀制，絕非后來的周禮祭制。王國維謂“此太伯虞公邑考與三王并升，猶用殷禮”王國維：《殷周制度論》，《觀堂集林》第2冊，中華書局1984年版。在王國維的時代，殷甲骨文研習(xí)未精，王氏襲用傳統(tǒng)經(jīng)學(xué)家之說，謂殷禮質(zhì)而親親，周禮文而尊尊，故殷禮未有“嫡庶之分”，商人祭法“無親疏遠邇之殊也，先公先王之昆弟，在位者與不在位者祀典略同，無尊卑之差也”王國維：《殷周制度論》。王氏的這些說法已逐漸為今日研究商史的學(xué)者所揚棄，商代已有貴賤親疏的宗法制，已有嫡庶之分。1983年;楊升南：《從殷墟卜辭的“示”、“宗”說到商代的宗法制度》，《中國史研究》1985年第3期。而且根據(jù)卜辭周祭祀序可知，殷人只祭祀曾在位的先王;對未在位的，僅僅祭祀曾預(yù)立為太子卻未及即位而早逝的。例如大乙之子大丁，武丁之子而祖庚祖甲之兄孝己。常玉芝：《商代周祭制度》，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1983年版。殷卜辭反映的周祭制度在周初的祀典中有所承襲、保留。《逸周書·世俘解》謂武王克殷后，“格于廟，王烈祖自大王、大伯、王季、虞公、文王、伯邑考以列升”。這雖不是按祀日進行的循環(huán)往復(fù)的周祭，但其相同的一點是：先公先王不分直系與旁系，曾即位的及雖立為儲君但并未即位的都全部予以祭祀。依殷代周祭制度可知，太伯、虞仲、伯邑考雖不是過去曾在位的先公先王，但一定曾預(yù)立為儲君，因此才“以列”進行祭祀。

從上我們可知《史記》等史書所說之失：《周本紀(jì)》、《管蔡世家》等書篇所謂古公未立太伯虞仲、文王未立伯邑考之說是錯誤的。關(guān)于伯邑考是否曾預(yù)立為儲君，這里姑且不談，這里先看看太伯虞仲的立儲問題。若依《周本紀(jì)》、《吳太伯世家》所述，太伯、虞仲未曾立為儲君，那么，《世俘解》把太伯、虞仲與季歷一起列入祀典以次進行祭祀就講不通了。事實上，太伯、虞仲雖未即位，但他們曾被立為儲君，以次相傳以至于季歷。正如春秋晚期吳國季札諸兄兄弟依次相及，準(zhǔn)備傳位于季札一樣(《史記·吳太伯世家》)。“大伯不從，是以不嗣”，只是太伯虞仲不服古公決定最后由季歷傳子姬昌，才出逃的。他們雖出逃在外，但因曾被預(yù)立為儲君，依殷禮，后人武王仍把他們與季歷放在一起進行祭祀。

為什么古公決定兄弟相及至于季歷，最后傳位于季歷之子姬昌呢？《史記》謂古公察小孫兒姬昌有“圣瑞”當(dāng)興。《周本紀(jì)》曰：

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生昌，有圣瑞。古公曰：“我世當(dāng)有興者，其在昌乎？”《吳太伯世家》亦云：

季歷賢，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依《史記》所言，季歷賢，季歷妻太任為賢婦人，特別是其子姬昌為“圣子”，有“圣瑞”，振興周邦者在于姬昌，故欲以殷禮讓三子兄弟相及于季歷以傳昌。“圣子”、“圣瑞”之說，清人崔述已懷疑過，難以置信。崔述：《豐鎬考信錄》卷8。是的，小小的幼嬰能有什么“圣瑞”？但如果我們不從品質(zhì)、德性方面考慮，而從出身方面看這一問題，便知稱昌為“圣子”、有“圣瑞”之說亦有來由。這就是季歷妻、文王母大任來自殷商，季歷因妻而顯赫，文王昌因母而顯貴。文王雖小卻擅有“圣”號，與他出身有關(guān)，因他是“大邑”商族的外孫。

《詩經(jīng)·大雅·大明》中周人盛贊先妣摯仲氏大任與先祖季歷的婚事：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王季之妻、文王之母大任是從摯仲氏娶來，《詩經(jīng)》明謂她是殷人商族。然后儒傳注正義均以為大任是夏車正摯仲氏之后，任姓。筆者以為此說不可信。《大明》詩中所說“摯仲氏任”不是夏族摯氏，而是商族摯氏，大邑商畿內(nèi)殷人氏族。筆者以為“摯仲氏”之“摯”當(dāng)是《逸周書·商誓解》中商邑的“執(zhí)”氏，裘錫圭先生說：

《商誓》開頭一段里提到的“伊舊何父幾耿肅執(zhí)”，似是商邑的一些大族的名稱。肅疑即殷民六族中的蕭氏，幾疑即殷民七族中的饑氏。裘錫圭：《關(guān)于商代的宗族組織與貴族和平民兩個階級的初步研究》，《文史》第17輯。裘說是對的。同樣，《商誓》頭一句中“執(zhí)”也應(yīng)是商邑的大族之后，筆者以為“執(zhí)”應(yīng)是《大明》詩中“摯仲氏”之“摯”的借字，而“摯仲氏”蓋是從摯宗族中分化出來的子氏族。季歷之妻是商邑殷民摯族，這正與顧頡剛先生所論同：“所以王季的妻就從殷商嫁來，雖不是商的王族，也是商畿內(nèi)的諸侯之女”顧頡剛：《〈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顧頡剛選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季歷之妻太任的“任”姓如何解釋呢？我們認(rèn)為“任”絕不是摯仲氏之姓，摯氏是為商邑畿內(nèi)男服，是周人對先妣之姓作的一種追認(rèn)。王國維、徐中舒、李學(xué)勤等先生指出女子稱姓乃周制，周代之前女子不以姓稱。王國維指出，周先妣姜、傳言黃帝子十二姓、祝融后八姓、虞姚姓、夏姒姓、商子姓，“凡此記錄，皆出周世”王國維：《殷周制度論》，《觀堂集林》第2冊，中華書局1984年版。徐中舒則根據(jù)婚姻制度指出，姓是絕對外婚的產(chǎn)物，夏殷都不是絕對的外婚，故沒有姓，“所謂當(dāng)時的子姓，就是子族”徐中舒：《先秦史論稿》，巴蜀書社1992年版。李學(xué)勤考察了卜辭及殷金文，指出卜辭稱“婦某”之某很少重合，絕不會是姓。李學(xué)勤：《考古發(fā)現(xiàn)與古代姓氏制度》，《考古》1987年第3期。后代對殷人的這一特點仍記憶猶新：《禮記·喪服小記》正義云：“殷無世系，六世而婚，故婦人有不知姓者，周則不然。”摯仲氏大任之“任”若不是姓，應(yīng)是什么呢？我們認(rèn)為，大任之“任”本是為王任事的官職名稱，西周時始作為其族之姓，周人并以此來追稱先妣。徐中舒先生說：“古男、任是同音字，又與南通”，“而殷代的男服，就是居于殷王畿以南低地區(qū)的一些村社。春秋時代稱男爵的諸侯;如姜姓的許男，風(fēng)姓的宿男和任姓的薛國、風(fēng)姓的任國，可能都是殷代的男服”徐中舒：《先秦史論稿》，巴蜀書社1992年版。。其說誠是。“任”(男)本為官職名稱，西周后有的以之為爵稱，有的以之作國名，有的以之為姓。同樣，所謂任姓的摯仲氏本為商族畿內(nèi)男服——《詩·大明》謂大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可證，后來作為姓，以此看來，摯仲氏大任本為殷邦商族之后，也就是《商誓解》中商邑大族“執(zhí)”氏。

季歷之妻、文王之母摯仲氏是商邑大族，是顯赫的貴族。《詩·大雅·大明》懷著滿腔的激情盛贊這樁婚事。《史記·吳太伯世家》稱“季歷賢”，《周本紀(jì)》謂其妻太任為“賢婦人”，子姬昌(文王)為“圣子”，具有“圣瑞”，其實質(zhì)問題都是因季歷之妻家、文王之母方是商王畿內(nèi)氏族顯貴。這一聯(lián)姻抬高了季歷在周族中的地位，而古公在選嗣位人時不能不考慮這些重要因素。這就是太王讓太伯、虞仲、季歷三子以兄弟相及的方式繼立，最后傳位于幼孫姬昌的原因和背景。而且君位傳季歷以至其子姬昌，也的確迅速地抬高了周族在方國諸侯中的政治地位。如果我們用聯(lián)姻的氏族在等級嗣承制中起的作用來分析這種情況，問題則會更為顯豁、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