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陜西省乾縣縣城以北梁山上的乾陵，是唐高宗李治與女皇武則天的合葬陵墓，為我國歷代帝王陵園中唯一的夫婦兩帝合葬墓，墓前立有兩塊高大雄渾的石碑，西面是“述圣記碑”，由武則天撰文、唐中宗書寫，8000余字的碑文雖然主要是歌頌唐高宗的功績，其實也是武則天在借機抬高自己。東面是武則天的“無字碑”，碑由一塊巨大的整石雕成，碑頭雕有8條互相纏繞的螭首，飾以天云龍紋。根據乾陵建筑對稱布局的特點，“無字碑”與“述圣記碑”顯然是在高宗去世時由武則天同時主持豎立的，那么，這塊“無字碑”自然是武則天預先為自己準備的“功德碑”。

據清乾隆年間的《雍州金石記》記載：“碑側鐫龍鳳形，其面及陰俱無字。”1938年編纂的《乾縣新志》載：“向無字。金元后，往來登眺，有題詠詩篇刊其上。”這塊“無字碑”也就成為多年來人們猜測、探究卻莫衷一是的“千古之謎”。

“無字碑”為何無字，千多年來，人們對此有種種說法，歸納起來主要有五種：一說功高德大無須說，二是自知罪孽深重不便說，三是功過是非留給后人說，四是稱謂不統一不便說，五是信奉佛教萬事皆空不用說。

這五種說法都是人們自己的主觀臆斷，而沒有事實依據。事實究竟如何呢？我認為：“無字碑”就是“功德碑”，武則天立碑的目的，就是為給自己樹碑立傳、歌功頌德。

這從武則天一貫好大喜功的做派可以看出來。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且唯一的女皇帝、封建社會杰出的女政治家，武則天登位后，就大修宮殿、佛寺，借機炫耀自己。長壽三年(公元694年)，已70歲高齡的她為表彰自己，在生活起居的神都(今洛陽)城內定鼎門大興土木，耗資百億修建歌功頌德的“天樞”：“天樞成，高一百五尺，徑十二尺，八面，各徑五尺。下為鐵山，周百七十尺，以銅為蟠龍麒麟繞之;上為騰云承露盤，徑三丈，四龍人立捧火珠，高一丈。”并親筆題名：“大周萬國述德天樞。”(見《資治通鑒》)當時，僅為此就熔毀了27000貫流通的錢幣，耗去當時國家財力的四分之一強。

公元695年，她又下令鑄九州銅鼎和十二生肖，置于通天宮。有學者認為，由于武則天的大興佛寺，勞民傷財，而使“唐朝的全盛時期到來，比兩漢、明、清都要推遲三五十年”。從武則天不惜國力財力民力大搞個人崇拜的“形象工程”來看，她絕對不會忽視自己身后為自己樹碑立傳、歌功頌德這樣的重大事件的。況且，從公元683年高宗駕崩到705年武則天死，乾陵在武則天親自規劃和指揮下修建，耗時長達22年，她有足夠的時間來做這件事。

繼任者心懷怨憤不愿刻

武則天在位16年，從顯慶五年(660年)開始參政，到神龍元年(705年)正月被逼退位，實際掌握天下大權45年，雖然叱咤風云，英雄一世，但到了晚年，尤其是臨終前卻極為凄涼。神龍元年正月，武則天患病，以宰相張柬之為首的朝臣進行政變，殺死了武則天的男寵張易之兄弟，迫使她讓位于中宗李顯，恢復國號“唐”，被遷往上陽宮。同年11月，82歲的武則天病死在東都洛陽上陽宮的仙居殿。死前遺詔：“去帝號，稱則天大圣皇后。”她雖然還權于李唐，但畢竟在那個男尊女卑、夫為妻綱、君權神授的封建社會屬于“僭越篡位”，為社會主流所不見容，人們之所以當時表面上能夠接受，一方面是迫于她生殺予奪大權的重壓，另一方面也是人們仍視她為武氏之女，李氏之婦。不管怎么說，她稱帝改唐為周仍是李唐天下的深深恥辱，因此在她死后要與高宗合葬于乾陵時，就有給事中嚴善思等人上疏力阻，只是中宗沒有同意而已。

武則天濫殺唐朝宗室及貴戚令他們心懷怨恨。她為了清除稱帝的障礙，“先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數”。令“唐宗室人人自危，眾心惋憤”(見《資治通鑒》)。可見她的兇狠毒辣與殘酷無情及當政期間血雨腥風的恐怖政治氣氛。這不能不讓繼任者心有余悸，心懷怨憤。武則天先后毒死太子李弘(謚號“孝敬皇帝”);廢太子李賢(高宗第六子，謚號“章懷太子”)為庶人，后又逼其自殺。即便她親生兒子唐中宗李顯(高宗第七子)，也幾度險遭毒手，當初即位不到一年，就被她廢黜皇位，貶逐出京。他的長子李重潤(謚號“懿德太子”)，女兒李仙蕙(中宗第七女，謚號“永泰公主”)都因出言不慎被武則天處死。此外，武則天晚年還一直思謀著將皇位傳給其武家侄兒。

有過這一番飽受折磨經歷、生性又懦弱無能的中宗，雖然不敢公開否定母親的廢唐建周行為，不能公開發泄對母親的憎恨，但也講不出對她歌功頌德的好話，如何評價他這個如狼似虎的母親的一生，是令他左右為難的一件事情，深受其害的唐宗室及貴戚朝臣的爭議肯定很大，最后干脆一字不刻，為武則天留下一塊“無字碑”。由于中宗的軟弱無能，武氏集團、安樂公主與五王及太子李重俊之間的宮廷權力斗爭劍拔弩張，危機四伏，也顧不上刻。

碑文本有字，被后人磨去

還有一種可能，就是已經刻上了文字，但又被唐玄宗令人磨去，目的是為了徹底消除武周政權給李唐政權帶來的恥辱。武則天病逝后，中宗復位，國號也以唐代周，但武氏勢力仍然相當強大，她的侄子武三思權力如日中天，炙手可熱，把持朝政，中宗又沒有政治抱負，懦弱無能，在他的力主下，為他的姑姑、當朝皇帝的母親銘文歌功頌德也不是沒有可能。既然銘刻了文字，到后來為什么又消失了呢？最大的可能就是后來的當政者將這些文字重又磨掉了。

這從唐朝開元二年(714年)三月時，玄宗皇帝李隆基掌權，下詔毀天樞一事不難看出。唐玄宗對武氏集團的打擊是不遺余力的，他在率兵扶持父親李旦(即睿宗)復了帝位后，就將“則天大圣皇后復舊號為天后。”“追削武三思、武崇訓爵謚，斫棺暴尸，平其墳墓。”“廢武氏崇恩廟及昊陵、順陵。”(見《資治通鑒》)自己登基后，更是大刀闊斧地解決武周政權的遺留問題，才到開元二年就令“毀天樞，發匠熔其鐵錢，歷月不盡”。(見《資治通鑒》)目的之一，就是為了徹底消除武氏家族給李家帶來的奇恥大辱。

由此推之，為了徹底清除武周政權帶來的痕跡，他下令將武則天陵墓旁的石碑上已刻好的字跡重新磨去，也不是沒有這種可能。1000多年后才編纂出來的《乾縣新志》、《雍州金石記》等書當然不可能完整地記錄下這件事情。武則天有心為自己勒碑記事，為什么在立碑的時候又不銘一文呢？一首歌詞或許可以表達：無言，立無字碑，眼帶淚;功過，隨人是非，我無愧;史冊，任由它寫，不求了解……這只能說，武則天的“無字碑”刻與不刻字、刻什么內容，也不是已身患重病只等死去的她所能左右的，而是要從當時的政治形勢與繼任者的情況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