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會時期，皇帝要親臨金鑾殿處理政務大事。但也會由于特殊情況，皇帝不能上朝親政時，就由皇后或太后臨朝聽政。那么，太后聽政時為何要“垂簾”呢？

稍知歷史的人，對“垂簾聽政”四字，恐怕都帶有深惡痛絕的情緒。因這四個字，連著一部喪權(quán)辱國史——倘若不是慈禧太后垂簾聽政，濫攬坤綱，中華民族也許不會經(jīng)過長達一個世紀的血與火的蹂躪。是誰在男權(quán)社會極嚴厲的封建社會里發(fā)明創(chuàng)造了這么一種專權(quán)方式？是慈禧么？并非。

其實，垂簾聽政不是慈禧太后的創(chuàng)造，歷史上最早使用它的人，比慈禧尚早800多年，第一個垂簾聽政的是宋真宗皇帝的皇后——宋仁宗皇帝的娘。史料載：宋仁宗繼位時，年齡幼小，政事不懂，而太后精于朝政，頗有才華，就代替兒子聽大臣奏事，聽政于朝。史云：“太后聽政，殊建言群臣奏事者，太后垂簾聽之。”

這位“殊”，乃是做過亳州知州的晏殊，才名滿天，詩文行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晏殊，字同叔，撫州臨川人。自小被譽為神童，七歲時，被撫州太守張知白以“神童”之名推薦，擢升為秘書省正字。在以后的歲月里，他得到了宋真宗皇帝的賞識，先后出任應天府太守、亳州太守、禮部尚書等官職，最后，終于入閣拜相。晏殊勤奮好學，手不釋卷，也非常注重發(fā)現(xiàn)和培養(yǎng)人才。他做應天府太守時，就把當時尚不知名的范仲淹聘請出來教授生徒，終于使范仲淹步入政界。史書上稱：“五代以來，興學自殊始。”當時文壇上一些叱咤風云的文人如富弼、楊察、范仲淹、孔道輔、楊琦等，大都出自晏殊的門下。對文壇、文人、文風的影響，很是不小。

可見，垂簾聽政始自宋仁宗的太后娘，發(fā)明者是晏殊。以理揣測，晏殊當時的心境，大約認為太后雖處理朝政很嫻熟，但禮教盛行，男女畢竟有別，臣子與太后面對面奏答，不太方便，有失禮儀，遮以垂簾，外不見內(nèi)。

至于太后在皇帝御座后面，用簾子遮擋的方式聽政，則是從唐代武則天開始的。《舊唐書·高宗紀下》記載：“時帝（唐高宗）風疹，不能聽朝，政事皆決于太后（武則天）……上每視朝，天后垂簾于御座后，政事大小，皆預聞之，內(nèi)外稱為‘二圣’。”至于為什么要“垂簾”，是因為臨朝聽政當然要和群臣相見，可是從前生活習慣是男女有別，內(nèi)外有別。皇后居中宮，主內(nèi)治。在臨朝聽政時，須遵守內(nèi)外有別的原則，所以就只好“垂簾”和群臣相見，宣諭、奏事都在隔簾情況下進行。

1861年咸豐皇帝在熱河行宮憂憤交集，終于一命嗚呼！臨終前遺詔立他六歲的兒子載淳（chún）為皇太子（即同治皇帝），肅順、載垣（yuán）、端華等八人為顧命八大臣，贊襄一切政務。

由于載淳尚在年幼，因此，圍繞著由誰來掌權(quán)的問題，八大臣與太后之間展開了激烈的爭斗。

西宮慈禧太后首先策動東宮慈安太后與肅順等八大臣爭權(quán)，然后又與在北京的恭親王奕取得聯(lián)系。9月初，奕以奔喪為名，趕到熱河，與兩太后密謀，隨后立即返回京城布置一切。這時正好有御史董元醇（chún）奏請皇太后“垂簾聽政”。八大臣看了奏折，暴跳如雷，立即擬了上諭進行駁斥；慈禧太后卻將折旨扣下不發(fā)，引起兩宮太后和八大臣之間的尖銳沖突。11月1日兩太后回到北京，第二天就將載垣、肅順、端華三人革職拿問，不久就將他們處死，其余五大臣或革職或充軍。

三天后，載淳正式登基，改年號為“同治”。慈禧太后見條件已經(jīng)具備，就宣布正式“垂簾聽政”，自此西太后慈禧掌握清政府最高權(quán)力達四十余年這個內(nèi)外有別的原則，不僅僅皇家如此，從前社會上也是這樣的習慣。例如住宅有內(nèi)外院之分，婦女在家除和家里人以及至近親戚（男）在內(nèi)院相見之外，也不和男的來賓相見，家中男仆人到上房向女主人回事，須請女仆代言，如果女主人有所詢問也是在室內(nèi)說，男仆在室外回答，這都是以前生活中常見的。

由此可見，為何聽政要用“垂簾”的形式，其并不是孤立的現(xiàn)象，而是整個社會上都是內(nèi)外有別、男女有別的風尚。清朝的慈禧太后也是從“垂簾聽政”開始到最后執(zhí)掌國家大權(quá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