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本是一個農民家子弟，為了當官，竟然假冒毛人鳳族弟，從一名小學教員，攀附戴笠、毛人鳳，成為軍統(tǒng)巨梟。

他曾做過好事，在抗戰(zhàn)期間，他曾冒險潛伏在敵占區(qū)，兩次被捕，又兩次從日本人眼皮底下逃脫；

在解放前夕身為上海警察局長的他，面貌儒雅，內心卻兇狠，殺人如麻，綽號“毛骨森森”。

但是，敗退到臺灣后，他得罪了蔣經國，在權力斗爭中失勢，并遭通緝，只得再次出逃。

他就是毛森！

假冒毛人鳳族弟步入軍統(tǒng)

在偏處浙江西南一隅的江山縣，上個世紀上半葉出現(xiàn)了眾多國民黨特工人員，并且多屬軍統(tǒng)系統(tǒng)，其中“

“三毛”中的毛森，當年被視為“殺人魔王”，威名遠播，然而其人其事，又久久蒙在一層神秘面紗之后，鮮為人知。

毛森原名毛鴻猷，1908年出生于江山縣界牌和仁村。他小學尚未畢業(yè)，便借了同鄉(xiāng)毛善森的文憑，考入衢州第八師范。

1930年從師范畢業(yè)后，毛森當了一年小學教員，便不安于這“猢猻王”的職業(yè)，于1931年考進浙江警官學校正科第二期。

恰在此時，戴笠任浙江警官學校政治特派員，部屬有妻舅毛宗亮和毛人鳳、毛萬里兄弟。毛人鳳聽說31屆新生中，有個學生叫“毛善森”，也是江山人。真毛善森是毛人鳳的本家兄弟，毛人鳳感到奇怪，為何“毛善森”不來找自己，就親自去看他。一看之下，原來這個“毛善森”是個冒牌貨。毛森說明了原由，毛人鳳倒也不去追究，只是叫他以后把名字改掉，還有意將他引為親信。后來毛森從警校畢業(yè)，被送進特訓班，隨后加入復興社（軍統(tǒng)前身），從此追隨戴笠，成為軍統(tǒng)一員。在填表時，他去掉中間的“善”字，改為毛森，從此一生延用。

毛森入閩初顯身手

毛森首次完成戴笠交下的任務，就顯示出他不同于眾的“才華”。

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zhàn)后，蔡廷鍇、蔣光鼐率第19路軍開赴福建。不久，李濟深、陳銘樞、蔡廷鍇、蔣光鼐等人公開與蔣介石決裂，組成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蔣介石在急調10萬大軍圍剿的同時，又擔心原駐閩部隊異動。于是戴笠派毛森去福建進行監(jiān)視。他以軍事雜志記者身份來到浦城，浦城駐軍是獨立第45旅張殿基部。經一番籠絡之后，毛森與張殿基結成好友。與浦城相鄰的建甌、龍溪、邵武三地駐軍，都與張殿基有關，當?shù)伛v軍也就始終未卷入“閩變”。后“閩變”失敗，戴笠由此器重毛森，任命他為福州市警察局特警組主任。毛森長袖善舞，各方頗多好評。有關毛森的“美譽”不斷傳到福建省主席陳儀耳中。陳儀是浙江紹興人，視毛森為大同鄉(xiāng)，從此也對其青睞有加。

1937年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正在福建的毛森突接戴笠急電，命他速去江山招兵買馬，組建一支特工部隊-軍事委員會別動大隊，并委任他為二大隊隊長。

城府很深的毛森專程向陳儀辭行，一貫重義氣的陳儀慷慨地贈給他一批軍用物資。毛森初建別動大隊時，就靠這批軍用物資起家。1948年陳儀任浙江省主席，接任伊始即委任毛森為浙江省警保處處長兼衢州綏靖公署二處處長。對這個恩人，毛森并未偏袒，他和湯恩伯一樣，大義滅親，揭發(fā)檢舉陳儀叛變。毛森探知陳儀有向中共靠攏并準備策反湯恩伯部的機密后，立即向上峰告密，并監(jiān)視陳儀的舉動。隨即，陳儀被湯恩伯檢舉，1950年被國民政府處決于臺北。

抗戰(zhàn)期間的毛森

作為一名特工，毛森可說是相當出色的。抗戰(zhàn)期間，他兩次被日軍逮捕，竟能順利出逃，足可為例。

1938年9月，毛森奉派潛伏在杭州，任情報站站長。毛森要求戴笠派一個機智、干練的女性作他的助手，并提出具體人選-胡德珍。她是浙江特訓班的學員，毛森發(fā)現(xiàn)她既穩(wěn)重又聰明。當時他已和發(fā)妻離婚，有意重組家庭，胡正是合適的對象。

胡德珍之兄胡樸人是個新聞記者，在他幫助下，毛森開設火腿行、米店，儼然是一副商人模樣。接著，他便向胡德珍求婚，也如愿以償。按軍統(tǒng)家法，抗戰(zhàn)時期軍統(tǒng)人員一律不得結婚。毛森提出的理由是組成家庭更有利于潛伏工作。戴笠又破例同意，還批特支費500元作為賀禮。

正當毛森新婚燕爾之時，1939年1月18日，日本憲兵將毛森寓所(大井巷2號)團團圍住。毛森措手不及，被捕入獄。幸而胡德珍未受牽連。獄中的毛森挺住種種酷刑，堅不招供，說自己只是個商人。胡德珍在外面策劃營救。10余家商店聯(lián)名要求保釋“毛老板”；毛的部屬沈風與駐杭偽軍第一軍軍長徐樸誠的四夫人有關系，通過她打通了關節(jié)；這時重慶方面也派人來進行營救。三管齊下，日寇查無實據(jù)，只好放人。

1942年，毛森在上海再入日寇羅網。當時，他奉戴笠之命，悄悄進入上海，成立上海行動總隊，進行破壞活動。一時間，日偽倉庫被炸、鐵路癱瘓、漢奸遭狙殺……

這時，毛森屬下的陳紀廉行動小組在行動中失手，陳紀廉被捕，供出兩個交通的名字，這兩個人也隨即被捕，其中內交通周覲光受不住日軍酷刑，供出毛森。毛森第二次被捕。

毛森被捕后，一時群龍無首，行動總隊停止了破壞活動。日憲兵司令木下榮市少將察覺到毛森作用舉足輕重，下令加強對毛森的看守。敵人將他囚禁在狄思威路憲佐部隊，由數(shù)十名憲佐日夜分班輪值。憲佐中有中國人，毛森遂用黃金加以收買，居然有人愿為毛森所用。

于是，處在嚴密囚禁中的毛森，竟能執(zhí)行與指揮戴笠交下的“除奸令”。

當時的軍統(tǒng)東南局電訊督察李開峰（化名余玠）為利所誘，投降了汪偽特務機關“76號”。戴笠大為憤怒，下令毛森除掉此人。“除奸令”到時，毛森已經入獄。胡德珍將命令秘密傳遞到獄中。毛森想出一個除奸方案交胡德珍執(zhí)行。胡德珍收買了原軍統(tǒng)上海站站長陳恭澍的警衛(wèi)員劉全德，讓他暗殺余。此計果然成功。

余一死，汪偽特務機關“76號”的首領李士群察覺是毛森主謀，便向日本人告狀。日寇加強了對毛森的看守，準備必要時把他處死。

1944年元旦，乘日本人不在場，毛森在中國憲佐邢俊才眼皮底下逃出魔窟(邢俊才早已被毛森收買)，在外面的接應下，他迅速離開上海到了浙西淳安。

戴笠此時也在淳安。按軍統(tǒng)慣例，被捕人員必須經過特別審查才能重新任用。戴笠打破慣例，立即任命毛森為中美合作所東南地區(qū)指揮官，由上校晉升少將。

軟禁中的毛森

1941年初，毛森奉命來到上海，組建上海行動總隊，并任總隊長。1942年夏，因叛徒出賣被捕。

不知何故，日偽當局誤以為毛森地位很高，于是居為奇貨，不但未給他苦頭吃，反而“待為上賓”。毛森說：“日人把我地位估計很高，認為把我軟禁優(yōu)待，重慶投鼠忌器，即不敢在滬恐怖行動了（即是把我當做人質）。如果殺了我，重慶不過再派人來，治安還是不能維持。”

毛森的太太胡德珍，亦是軍統(tǒng)特工，遂將此種情況電告重慶，戴笠得知后指示說：“只要能保生命，任何要求都可接受。”

于是，毛森乘機對日本人表示：“愿盡所力，協(xié)助維持治安。但一人做不了什么事，希將所捕我部之人交我調用，同時續(xù)與潛伏人員恢復聯(lián)絡；由我全權運用，你們不要插手。”

對此，日偽“欣然接受”。毛森說：“剛好當時其他行動單位，多被敵偽破壞，除我之外，滬市幾無槍、炸之聲；自我被捕后，上海即太平無事。”

看到這種情況，日本人誤以為是毛森真的在其中起到了“正面作用”，更覺得自己的“懷柔”政策無比有用。此后，每當抓到“疑似”重慶的“地工”人員，便讓毛森前去協(xié)助審訊，以助“甄別”。上海抗團的案件，就是其中一例。

偵破“榮案”名利雙收

1945年8月抗戰(zhàn)勝利，毛森重返上海，以沒收漢奸財產為名，大發(fā)接收財。

一件名利雙收的事，等待著毛森。

1946年4月258日晨，民族資本家、“棉紗、面粉大王”榮德生外出途中遭綁匪綁架。

消息見報后，中外紛傳，輿論大嘩。蔣介石也大為震怒，湯恩伯推薦當時在無錫第一綏靖區(qū)司令部任職的毛森負責破案。

毛森趕到上海，部署破案事宜。其時，榮德生已被家人以50萬元美金贖出，但毛森并不就此罷手，下決心要捉拿主犯。

一天，原上海行動總隊的舊部黃福林來報，他發(fā)現(xiàn)淞滬警備司令部中校警衛(wèi)隊長王晉唐近日驟然暴富，口袋中常有美金。黃福林還說，浙江嵊縣人劉瑞標有綁架案前科，他本在臨安(杭州附近)做木匠，最近常來上海與王晉唐碰頭，還在四馬路(今福州路)一帶嫖妓。

在黃福林探得劉瑞標在臨安的確切地址后，毛森親自帶領幾名得力人員來到杭州。他們以有一批木工活為由，把劉瑞標從臨安誆騙到杭州。重刑之下，劉瑞標如實招供了一切。毛森再經精心策劃，捕獲了匪首駱文慶、王紹寅、袁仲書、吳小開、吳志剛，連同先前捕獲的劉瑞標、王晉唐，一共7人。

為此，蔣介石獎勵毛森5萬元美金，湯恩伯因推薦毛森有功，獎福特汽車一輛。榮德生也親到毛宅道謝，饋謝金表一只、金筆一對，毛森名利雙收。

解放前夕瘋狂殺人

見過毛森的人，第一印象是：中等個子，五官端正，談吐不俗，待人謙虛，頗似儒雅文人。然而透過外表，毛森的另一面卻是個兇狠的個性。兩者形成巨大反差。

戴笠的私人秘書王紹謙曾多次接觸毛森，說起過這樣一件事。毛森自己煙酒不沾，也不許別人在他辦公室里吸煙。一次，某個部下違反了他的禁令，他命衛(wèi)兵搜查這人口袋，還有6根煙未抽完。他命令這人將煙用開水泡了，吞下肚去。“你喜歡吃煙，就這樣吃下去！”毛森的特點由此可見。有人背后改稱他為“毛骨森森”。

上海被解放軍占領前夕，毛森任上海市警察局長，大開殺戒，突擊處決地下黨。

1949年2月7日，“民革”成員策劃京(南京)滬兩地暴動，因事機不密，孟士衡、吳士文、蕭儉魁、馬駿名等9人被捕，4月4日押送上海，落入毛森之手。5月9日，孟、吳、蕭3人被處決于宋教仁公園(即閘北公園)。

三天后(5月12日)，解放軍在上海外圍發(fā)起總攻，炮聲隆隆，在市區(qū)清晰可聞。毛森加快了處決的進程。他下令從死囚牢提出13人，其中有第三戰(zhàn)區(qū)少將參謀長陳爾晉和他的妻子張曼霞(中共地下黨員)，當時張已懷6個月的胎兒，毛森將他們一起處決。被毛森處決的還有上海市委地下電臺臺長張困齋(上海市委書記張承宗之弟)；解放軍京滬特派員賈云超、參謀黃培中、聯(lián)絡員陳玉山，以及民主人士陳惕廬、張達生、朱大同等。牢里的500多人，大部分由毛森下令用不同方法處死。有的被裝進麻袋投入黃浦江，也有的被活埋在牢房里(如黃炎培之子)。上海占領時，死牢里的500多人，幸存者只剩下28人。

得罪小蔣逃出臺灣

1949年5月24日晚，解放軍向上海發(fā)起總攻，毛森在吳淞口登上最后一艘軍艦退往廈門。蔣介石任命他為廈門警備司令部中將司令。

不久廈門又告陷落。毛森全家撤到臺灣。1949年7月，蔣介石聽從蔣經國意見，在高雄主持秘密會議，對特工系統(tǒng)進行大調整，建立“政治行動委員會”，取消原來的軍統(tǒng)與中統(tǒng)。唐縱為召集人，周至柔任主委，委員有蔣經國、鄭介民、毛人鳳、張鎮(zhèn)、葉秀峰、毛森、陶一珊、彭孟緝等。原軍統(tǒng)人員占了“委員會”中的三席。毛人鳳當日還沾沾自喜，毛森卻不以為然。果然僅過半年，“委員會”即為“總統(tǒng)府資料室”取代，蔣經國任主任，輕松奪取了特工系統(tǒng)領導權。

蔣經國的第二步棋，就是要毛人鳳交出潛藏在大陸的軍統(tǒng)人員名單。毛人鳳又氣又急，不久就患肺癌而死。蔣經國再逼毛森，要他交出東南沿海地區(qū)“游擊隊”的關系，所謂“游擊隊”純屬子虛烏有之事，毛森無法向小蔣交代，向老蔣求情又無效，只好逃出臺灣。他與妻子胡德珍先到香港，臺灣方面發(fā)出了通緝令。1958年，毛森只得又逃到美軍占領下的沖繩島隱蔽下來，一住10年，直到1968年才移居美國。

1985年6月，毛森曾致函大陸江山人周邦恭，談到此事。他說，毛人鳳“受蔣經國打擊，我從旁支持他，所以蔣對我也結下梁子”；又說：“退臺之后，因不滿蔣經國所為，即離開出國。”這是毛森自己說的“真相”。

晚年的毛森頗有故園之思，1992年5月，他與妻子胡德珍、長子毛建光從舊金山飛抵上海，走訪親友并回到浙江江山，遂了思鄉(xiāng)之愿。回美后，他于同年10月在舊金山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