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跋燾(408年—452年)，字佛(音“必”)貍，鮮卑族，明元帝拓跋嗣長子，母明元密皇后杜氏，北魏第三位皇帝(424年―451年在位)，同時也是優秀的軍事統帥。

拓跋燾出生于平城(今山西大同)，422年被立為太子。423年登基，改元始光。拓跋燾自幼就表現出過人的軍事天賦，十二歲時就遠赴河套抗擊柔然騎兵，迫使柔然不敢入侵。拓跋燾繼位后重用漢族大臣崔浩、高允等人，整頓吏治，勵精圖治。拓跋燾善于使用騎兵，親率大軍先后攻滅胡夏、北燕、北涼，伐柔然，征山胡，降鄯善，逐吐谷渾，取劉宋的虎牢(今河南滎陽汜水鎮)、滑臺(今河南滑縣東)等重鎮要地，最終統一中國北方。

拓跋燾在歷次戰爭中，常親自率軍出征，決策果斷，部署周密，講究戰法，指揮靈活。或分道并進，輕騎奔襲，或誘敵出城，設伏圍殲，因而多獲勝利。治軍嚴格，賞不遺賤，罰不避貴。在生活中，樸素節儉，威武豪邁，剛毅自律，直爽坦率，從諫如流。但是在晚年刑罰過于殘酷，誅戮過多。

452年，拓跋燾被中常侍宗愛殺害，時年四十五歲，謚號太武皇帝，廟號世祖。

拓跋燾為政舉措

政治

太武帝即位后，雄心勃勃，南征北戰，主要是通過戰爭手段來解決對立政權間的矛盾。但太武帝不是一個魯莽的武夫，而是—個善于審時度勢的有策略思想的政治家，軍事家。他在采取戰爭手段的同時，根據形勢，也力爭通過通使、貢賜、聯姻，緩和與敵對政權間的矛盾，建立友好關系。太武帝統治的30年間，北魏和柔然、劉宋、胡夏，北燕、北涼，互通使節，相互貢賜財物的事實不勝枚舉。相互聯姻，也不乏其例。如神麚元年(428年)，太武帝把俘虜的夏國皇帝赫連昌迎至首都平城，不僅供奉豐厚，封爵為王，并將其妹始平公主嫁給赫連昌。在此之前，太武帝已納赫連昌的三個妹妹為圮，并立其一妹為皇后。延和二年(433年)，太武帝派使臣冊封北涼君主沮渠牧犍為王，并將妹妹武威公主嫁給沮渠牧犍，納沮渠牧犍之妹興平公主為昭儀。延和三年(434年)，太武帝以海西公主嫁柔然可汗吳提，并納其妹為夫人。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太武帝率軍伐宋，直抵瓜步。在勝利形勢下，他主動遣使求和、請婚。他以其孫示宋使曰：“吾遠來至此，非欲為功名，實欲繼好息民，永結緣援。宋若能以女妻此孫，我以女妻武陵王，自今匹馬不復南顧。”表示了他要通過聯姻，建立友好關系的愿望。當然太武帝采用聯姻、通使、貢賜等手段的動機，并不是很純正的。但在戰亂年代，即使是短期的和平，對恢復社會生產，減輕人民痛苦都是有好處的。拓跋燾為了完成統一大業，能有效地使用戰爭和和平手段，足見他是拓跋燾對經濟，思想文化建設也很重視。他說：“財者，軍國之本”。他懂得物質財富是關系到戰爭勝負，政權存亡的大事。《魏書》記載：“世祖繼位，開拓四海，以五方之民各有其性，故倍其教不改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納其方貢以充倉廩，收其貨物以實庫藏，又于歲時取鳥獸之登于俎用者以牣膳府。“他根據其統治區民族眾多，生產方式不一等情況，堅持實行不改變各族人民傳統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的政策。既重視漢族人民農業生產，也重視少數民族的畜牧射獵習慣。通過發展農牧業生產，征收人民租調，接受各族朝貢和通過戰爭掠奪等手段來增加物質財富，保證軍國費用。

軍事

太武帝特別重視軍隊建設。蒙古大草原的游牧射獵生活，鍛煉了鮮卑人健壯的體魄，剽悍的性格和高超的騎射技藝。軍隊，特別是騎兵，是北魏克敵致勝的重要工具。太武帝為了提高軍隊的戰斗力，屢下詔令，申明紀律。他對戰爭中“盡忠竭節”，“蹈鋒履難”的將士，或升官進爵，或賞賜以人口、牲畜及金銀、古玩、繒帛等物質;對違犯軍紀者，則給予嚴懲，雖親貴重臣，也不寬貸。如鮮卑貴族丘堆，明元帝時以軍功封侯，太武帝時封公。神麚元年(428年)，他與司空奚斤奉命率軍追擊夏國皇帝赫連昌之弟赫連定時，當他聽到奚斤兵敗被俘消息，競棄兵而走。太武帝下令將臨危脫逃的丘堆斬首。太平真君五年(444年)，中山王拓跋辰、內都座大官薛辨、尚書奚眷等八將，“坐擊柔然后期，靳于都南”。尚書令劉潔，因矯詔改易討伐柔然諸將的會期，致“柔然遠遁，追之不及”，加之犯受賄等罪，太武帝下令“夷其三族”。太平真君八年(447年)，扶風公元處真等八將，在鎮壓吳蓋起義的戰爭中，“盜沒軍資，所在擄掠，贓各千萬，井斬之”。太武帝很好地使用了其掌握賞罰之權，整肅了軍紀。另外，太武帝本人，在戰爭中身先士卒，沖鋒陷陣的英勇精神，對激勵將士奮勇殺敵，保證戰斗勝利也起了積極作用。如始光四年(427年)，太武帝親率三萬輕騎，突擊夏國都城統萬。他與將士一道，頂著風沙，強忍饑渴，和夏軍惡戰于統萬城外。他曾因馬蹶而墜地，上馬后仍繼續戰斗，速殺夏將十余人。后又身中箭傷，但他仍然“奮擊不輟”。由于太武帝領導的軍隊紀律嚴明，在戰斗中又能身先士卒，“是以人思效命，所向無前。”

經濟

太延五年(439年)，太武帝采納高允“廣田積谷”的建議，下令“悉除田禁，以賦百姓”。太平真君五年(444年)，太武帝采納古弼建議，削減上谷苑囿之半為民田。太平真君末年，太子拓跋晃監國，推行有牛和無牛人戶換工種田做法，“墾田大為增辟”。農業隨著耕田數量擴大而大大增產。始光三年(426年)，太武帝詔罷眾多的雜營戶隸屬郡縣，增加納稅人戶。另外，太武帝屢下“宜寬租賦，與民休息”的詔令。太武帝還獎勵“勸農平賦”的守宰，嚴懲貪官污吏。以上做法，減輕了百姓負擔，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

北魏前期，畜牧業在社會經濟中仍占重要地位。它是財富和戰馬的主要來源。畜牧業形勢好壞，不僅關系到財政形勢，并將直接影響到以騎兵為主力的軍隊的素質。因此，太武帝對畜牧業的發展是十分重視的。神麚二年(429年)，打敗柔然、高車之后，太武帝“徙柔然、高車降附之民于漠南，東至濡源，西至五原、陰山，使其耕牧而收其貢賦。……自是魏之民間，馬牛羊其氈皮為之價賤。”神麚年間，“世祖之平統萬，定秦隴，以河西水草善，乃以為牧地。畜產滋息，馬至二百余萬匹，橐駝將半之，牛羊則無數。”這些記載，反映了太武帝對畜牧業的重視，及當時畜牧業的繁榮狀況。

太武帝把節約開支，減少浪費也當作保證軍國贊用的重要措施。史載他“性清儉率素，服御飲膳，取給而已，不好珍麗，食不二味，所幸昭儀、貴人，衣不兼彩”。凡“賞賜，皆是死事勛績之家，親戚愛寵未曾橫有所及。”太武帝反對更竣京城，修飾宮殿，反對佛教，嚴懲貪官污吏，常常是從愛惜民力、物力著眼的。太武帝的一系列節約開支作法，無疑對保證軍國用費，減輕百姓負擔起到積極作用。

太武帝在執政的實踐中，逐漸認識到，要維護和鞏固自己的統治，不僅需要武功，而且需要“文教”，即通過宣揚禮、樂、法度來化民。他在神麚四年(431年)，取得敗柔然，降高車、滅夏國的軍事勝利后，就提出安“偃武修文”。偃武，他做不到;修文，確實是重視起來了。他尊崇孔子，提倡儒學，大量吸收漢族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參政，目的是要用儒家學說統治百姓的思想，利用漢族知識分子的知識和經驗治國安邦。

官制

始光元年(424年)正月，設置右民尚書。

神麚元年(428年)三月，設置左右仆射、左右丞、諸曹尚書十余人，各居別寺。

神麚元年(428年)七月，詔令各征鎮大將依照品第等級開府，以設置佐吏。

延和元年(432年)三月，改代尹為萬年尹，代縣縣令為萬年縣令。后又恢復原稱。

太平真君五年(444年)正月，侍中、中書監、宜都王穆壽，司徒、東郡公崔浩，侍中、廣平公張黎輔政，設置通事四人。又選各曹良吏，在東宮辦公處理事務。

正平元年(451年)七月，因為各曹官吏過多，裁減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