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三國時代的曹操、劉備、關羽、諸葛亮等人物，陳壽的《三國志》都為之立了很生動的傳，雖然還不可能像后來羅貫中的《三國演義》所描寫的那樣活龍活現，栩栩如生。

這些歷史人物，尤其是與他們相關的官渡之戰、赤壁之戰等重大戰役，歷來是人們熱烈討論的話題，也是各種形式的文藝作品取之不盡的題材寶庫。但是人們往往誤認為，凡《三國志》未載，而《三國演義》加以敷演的，即非事實，皆系羅貫中虛構。進入此一誤區者比比皆是，舉不勝舉。

按陳壽《三國志》是所謂正史。陳壽原任蜀漢的東觀秘書郎、散騎黃門侍郎。司馬炎建立晉朝，陳壽被薦為佐著作郎，繼升遷為著作郎。他著《魏書》《蜀書》《吳書》，共六十五篇，稱為《三國志》，得到廣泛好評。陳壽亡故，范頵等上書朝廷，說此書“雖文艷不如相如，而質直過之，愿垂采錄”。于是朝廷派洛陽令到陳壽家中抄錄全書，予以保存。

在陳壽編著《三國志》的前后，文人的史書著作極多，有綜合性的《魏氏春秋》《九州春秋》《獻帝春秋》《先賢行狀》《魏晉春秋》等等，有記載某一地區的人物事跡的《江表傳》《襄陽記》《零陵先賢傳》《益部耆舊傳》《吳錄》《吳歷》等等，還有專為曹操個人寫的傳記《曹瞞傳》等等，種數多，形式也并不完全一致。

正因為陳壽的《三國志》雖然質量不錯，但傳記篇數有限，又較簡略，而且僅有傳記，缺少《藝文志》《食貨志》等部分，讀起來總覺得不夠充實。到了南北朝的南朝宋文帝時，即命中書侍郎裴松之為《三國志》作注。

裴松之完全知道《三國志》的語言文字并不艱深難懂，他的作注，所用文字、音韻、訓詁等方面的書比較少些，主要是補充或引證。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上搜舊聞，傍摭遺逸”。他所引用的史學著作，據繆鉞先生統計：“則為一百五十余種，其中有百分之九十幾現在早已亡佚。”由此可見，裴松之為保存三國史料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現在，試舉三個世人多以為完全出于羅貫中虛構的例子，以說明裴松之注《三國志》的影響：

一、京劇《捉放曹》，題材來源于《三國演義》，但羅貫中沒有杜撰故事，所據乃自裴松之所引的兩部書：《世語》曰：太祖過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備賓主禮。太祖自以為背卓命，疑其圖己，手劍夜殺八人而去。孫盛《雜記》曰：太祖聞其食器聲，以為圖己，遂夜殺之。既而悽愴曰：“寧我負人，毋人負我。”遂行。

二、京劇《華容道》，題材來源是《三國演義》，其部分內容，也是根據裴松之所注的《山陽公載記》：公船艦為備所燒，引軍從華容道步歸，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為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眾。……

關羽義釋曹操在三國演義中的記載(出自三國演義電子辭典)

則曹操兵敗赤壁之后，在華容道受困確有其事。羅貫中根據這一情景，虛構了關羽奉命在此阻擊，曹操已臨絕境，關羽為報當年在曹營所受禮遇之恩，佯作擺開一字長蛇陣，讓了曹操一條生路。這一虛構在一定程度上也還符合邏輯推理，既描繪了關羽的性格，也使曹操再一次露出了狼狽相，從而讓讀者和觀眾得到了難以言喻的滿足。

三、京劇的《空城計》，照搬了《三國演義》，其根據則是裴松之所注的《郭沖三事》：……亮亦知宣帝垂至，已與相偪，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回跡反追，勢不相及，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敕軍中皆臥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又令大開四城門，埽地谷欲灑。宣帝常謂亮持重，而猬見勢弱，疑其有伏兵，于是引軍北趣山。

因為諸葛亮一生謹慎，司馬懿認為他斷乎不會冒這樣大的風險。諸葛亮和司馬懿互相猜測對方的計謀煞是有趣。最后還是諸葛亮憑冒險而免于潰敗，自然大快人心。

根據以上三個例子，《三國演義》的題材選取乍看似乎以《三國志》為主，實際上用裴松之所注(所引)的材料更多些。關羽華容道“義釋曹操”則未見于裴松之注。但這種情況不多。至于諸葛亮的借東風、關羽的玉泉山顯圣等等，則不僅是虛構的問題，而是典型的迷信糟粕。這是作者的歷史局限性決定的。

史學家、文學家往往苛責羅貫中的虛構，“戲說”歷史的一群又往往用羅貫中作了大量虛構作擋箭牌。因此我想，有必要在此作些說明和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