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期，中原一帶較發達地區涌現出一大批有才之士，在思想、政治、軍事、科學技術和文學上造詣極深。各學派堅持自家理論，競相爭鳴，產生了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以老莊為代表的道家、以墨翟為代表的墨家以及法家、陰陽家、名家、農家、縱橫家、兵家、雜家等諸學派，其論著中有大量篇幅涉及服裝美學思想。儒家提倡“憲章文武”、“約之以禮”、“文質彬彬”。道家提出“被（披）褐懷玉”、“甘其食，美其服”。墨家提倡“節用”、“尚用”，不必過分豪華，“食必常飽，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麗，居必常安，然后求樂”。屬于儒家學派，但已兼受道家、法家影響的茍況強調：“冠弁衣裳，黼黻文章，雕琢刻鏤皆有等差。”法家韓非子則在否定天命鬼神的同時，提倡服裝要“崇尚自然，反對修飾”。《淮南子·覽冥訓》載“晚世之時，七國異族，諸侯制法，各殊習俗”，比較客觀地記錄了當時論爭紛紜，各國自治的特殊時期的真實情況。

深衣：

春秋戰國特別是戰國時期盛行的一種最有代表性的服式。

胡服：

是與中原人寬衣大帶相異的北方少數民族服裝。當然，一說為原內地勞動人民所服之式，也是可信的。所謂胡人之服的主要特征是短衣、長褲、革靴或裹腿，衣袖偏窄，便于活動。趙國第六個國君趙武靈王是一個軍事家，同時又是一個社會改革家。他看到趙國軍隊的武器雖然比胡人優良，但大多數是步兵與兵車混合編制的隊伍，加以官兵都是身穿長袍，甲靠笨重，結扎繁瑣，動輒即是幾萬、幾十萬甚至上百萬，而靈活迅速的騎兵卻很少，于是想用胡服，學騎射。《史記·趙世家》記，趙武靈王與臣商議：“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奈何？”肥義曰：“王既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于是下令：“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后仍有反對者，王斥之：“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于是堅持“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果然使趙國很快強大起來，隨之，胡服的款式及穿著方式對漢族兵服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成都出土的采桑宴樂水陸攻戰紋壺上，即以簡約的形式，勾畫出中原武士短衣緊褲披掛利落的具體形象。

這是商周時代的典型服裝，腹圍前加了一條上窄下寬像斧，形的裝飾物，就是「韍」。

補充：

戰國時期，由于連年戰爭，各種禮儀逐漸廢除。戰國七雄齊、楚、燕、韓、趙、魏、秦各諸侯國的服飾相應地產生一些變化。從近年來湖南長沙出土的戰國楚墓中所見彩繪木俑，可以看到當時很有代表性的服飾特點。所謂"繞衿謂裙"就是指這種沿寬邊的下身纏繞式的肥大衣服。其纏繞是將前襟向后身圍裹的式樣，反映了古人設計思想的靈活巧妙，即采取橫線與斜線的空間互補，獲得靜中有動和動中有靜的裝飾效果。制衣用料輕薄，為防止薄衣纏身，采用平挺的錦類織物鑲邊，邊上再飾云紋圖案，這即是“衣作繡，錦為沿”，將實用與審美巧妙地結合，充分體現了古人設計的智慧與聰敏。

戰國男子著裝，衣長不過膝，以連續矩紋和條紋作裝飾，此種圖案與當時的漆器器皿邊飾十分吻合。男裝以交叉領、窄袖、腰間束帶為基本形式。戰國時期的帶鉤比西周初時有很大進展，質地為金、銀、銅、鐵、玉，在帶鉤上刻有花紋，有時也鑲上綠松石，顯示貴重富有。還有一種金銀錯的嶄新手工藝，外觀更加精致華貴。戰國時期的冶鐵業比較興旺，除可以制做男人身上懸掛的銅刀外，工藝也屬上乘，二十五公分長的小彎刀上雕刻有花紋，深受人們的喜愛，為它取名"容刀"。這時的掛刀，已不完全為實用，很大成份以裝飾取代了實用。

《史記》中記載，在戰國時期，出現了一樁有影響的事情。即趙武靈王實行的軍服改革，后來人們稱之為"胡服騎射"。其形制為身穿袴褶，短身廣袖，形若袍式，腰帶上以金玉為飾有帶鉤。后人評價這件服飾史上的創舉是實踐出真知。如果沒有戰爭的實踐，如果趙國在當時不是處在弱小地位，就不會有軍服改革。因此，有人說趙國后來由弱變強，這次果斷革服是重要條件之一。

根據文獻記載："中國衣冠自北齊以來，乃全用胡服，窄袖緋綠短衣，長饐靴。窄袖利于馳，短衣長饐利于涉草。"此文說明革新后的服飾面貌，形象地描述了胡服的形式和它的功用。可見，歷史上對這次大膽的胡服革新漢裝的創舉是肯定和贊許的。戰國七雄之中，秦國由于地處偏遠的西北地帶，所以在服飾上和禮儀上與其他六國相差較多。從記載得知秦的斗士早期以旄頭作首服(即耗牛尾的毛作裝飾)，武將用絳帕(紅巾)包頭，秦孝公用幘（古代一種頭巾）。而其他六國較之秦國地理環境有利，而在服裝上多有奢侈，另外服飾上也有差異。據記載，楚國有一種珠履(在鞋上綴寶石)；齊國有千金白狐襲，而趙國則有數百婢妾服用綺縠襦裙和方履。此外楚制長冠、法冠、趙制高山冠等，均被后人延續傳用。以上諸項僅從文字記載中得知，而形象記載只能從漢以后的畫像中才能見之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