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文炳是中國古典文學名著《水滸傳》中的一個虛構人物，其本是一個在無為軍小城里閑住的“在閑通判”，“這人雖讀經書，卻是阿諛諂佞之徒，心地褊窄，只要嫉賢妒能，勝如已者害之，不如已者弄之，專在鄉里害人……無為軍都叫他做‘黃蜂刺’。”“聞知這蔡九知府是當朝蔡太師兒子，每每浸潤他，時常過江來謁訪知府，指望他引薦出職，再欲做官。”他在潯陽樓上發現宋江題寫的“反詩”，向蔡九知府告密，將宋江捕獲，后識破戴宗與梁山欲救宋江所定下的計策，勸蔡九知府將這二人就地處決，梁山好漢劫法場，將其捉住處死。

黃文炳該不該殺？該殺，早就該殺，但不是因為他“舉報”宋江這件事才該殺，如果僅僅是因為他舉報宋江題反詩一事，那這個黃文炳反倒不該殺了。

從一個純法制角度來看，黃文炳舉報宋江題反詩，這是在維護宋朝利益，盡管這個朝廷現在不怎么“健康”，不過健康與否那是朝廷自己的事，黃文炳這個小公務員管不著，也管不了，他只管了自己該管的事。黃文炳所為完全在法律框架之內，違法的反倒是宋江。

有人寫反詩，并公開題在公共場合，我把他舉報給當地政府，這有錯嗎？顯然沒錯。尤其是黃文炳，他的身份還是一個基層的小公務員(雖然已經離職)，這種身份背景下他如果不舉報宋江，知情不報，這反倒有了違法嫌疑。說他縱容犯罪，包庇反動勢力不為過吧。宋江題反詩沒有錯，黃文炳舉報宋江反倒錯了，這公平嗎？

我們說黃文炳這個角色之所以屢遭讀者憤恨、唾罵，主要原因不在于他是否舉報了，而在于它舉報的是誰。倘若寫反詩的不是宋江，是諸如薛永、侯健這些不入流的角色，那么黃文炳遭讀者唾罵的程度恐怕會減輕大半。這便是了，只因為犯罪主體是宋江，讀者便將黃文炳的依法舉報看成大奸大惡，這對黃文炳公平嗎？

吳用假冒蔡京書信，企圖蒙混過關營救宋江，不巧這條計策被戳穿，宋江沒救出來還搭上一個戴宗。戳穿吳用這條計策的還是黃文炳，這就有點特意跟宋江過不去的意味了，本來已經柳暗花明，黃文炳一攪合事情又變得山窮水盡了。讀者每讀到此，痛恨黃文炳的情緒愈發濃烈，可以說是恨得咬牙切齒牙根癢癢。黃文炳揭穿“假信”陰謀有錯嗎？從法律層面上講也沒錯，不僅沒錯，反倒有功，他履行了一個政府法治人員應盡的偵查職責，并做得相當認真。偵查，反偵察，反反偵察……政府與反政府勢力的斗爭向來如此。吳用耍聰明讀者拍手稱快，黃文炳棋高一著讀者咬牙切齒，都是靠頭腦吃飯的，這對黃文炳公平嗎？

有人要說了，這也不公平，那也不公平，黃文炳難道不該殺？還是那句話，該殺，但不是因為宋江這件事才該殺。黃文炳被鄉里人稱作“黃蜂刺”，足見其毒性害人之甚，早就該死。不過具體到宋江題反詩這件事，似乎找不到黃文炳該死的理由。不過具體到梁山好漢這里，他們就不管什么理由不理由了，誰得罪了我哥哥誰就得死。我們再看看宋江殺黃文炳的理由：

理由一：“我與你往日無冤，近日無仇，你如何只要害我”。你寫反詩，人家舉報，官府按律定罪，何談一個“害”字;理由二：“三回五次，教唆蔡九知府殺我兩個！”殺你是根據宋朝法律，跟教唆有個鳥關系;理由三：“你既讀圣賢之書，如何要做這等毒害的事！”圣賢書讀多了才越曉得忠君報國，舉報謀反的人也算毒害？……看看，這就是宋江殺黃文炳的所謂理由，貌似很合理，其實沒一個站得住腳。施耐庵弄出黃文炳一個哥哥來，無非是為了表現梁山好漢懲惡揚善。宋江拿黃文燁來說事，證明自己多么多么仗義，黃文炳多么多么無賴，一席話貌似慷慨激昂，實則空洞的很。

且看梁山好漢們是如何處死黃文炳的——“便把尖刀先從腿上割起。揀好的，就當面炭火上炙來下酒。割一塊，炙一塊。無片時，割了黃文炳，李逵方把刀割開胸膛，取出心肝，把來與眾好漢看醒酒湯。”瞧瞧，多么血腥的場面，這也是行俠仗義的好漢該做的？黃文炳也算條漢子，受那么大罪，自始至終沒吭一聲，只說了句“只求早死。”

客觀的說，黃文炳這人還是蠻有特點的：能從墻上混亂如麻的文字中挑出宋江這首反詩，說明他眼光獨到;能一眼辨出“假信”漏洞，說明他機警過人;不顧個人安危一心回家看火勢，說明他戀家顧家;遭受酷刑不出一聲，說明他是條漢子。黃文炳的智商估計不在吳用之下，只可惜他用得不是地方，他原想拿住宋江，做自己“轉正”的敲門磚，結果事與愿違，自己丟了性命不說，還連累全家四五十口慘遭滅門。

黃文炳拿宋江當敲門磚的確打錯了算盤，宋江是什么人，能隨便被人當磚用嗎。黃文炳是個小人不假，但他也有理想、有抱負，想出人頭地，這本身沒錯，錯就錯他不該踩著宋江往上爬。說宋江栽在了黃文炳手里，倒不如說黃文炳栽在了宋江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