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湖北江陵縣發(fā)生了一件搶劫案。一群農(nóng)村流氓搶劫了附近的富有寡婦家，寡婦認出了搶劫者，事后當即報官。此案證據(jù)確鑿，事情清楚，很容易處理。可是當時的縣令湯廷芳雖然派人抓到了兩個嫌犯，卻懶得審理，將嫌犯取保了事。后面相繼接任的4任縣令在10年內(nèi)“均不嚴究”，“經(jīng)事主控告，臬司嚴催，俱延宕不解，扶同沉擱，置地方盜案于不辦，實出情理之外”。這樣一個小小案件，換了5任地方官，居然還沒有結(jié)案。乾隆聽說后，也不禁大為惱火，說：“足見湖北吏治廢弛已極。”

湖北事件并非個別。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二月，直隸建昌縣發(fā)生土匪馬十等人搶劫一案，事發(fā)后整整兩年，地方官還是沒有結(jié)案，說是頭緒復雜，一時審不明白。皇帝聞聽后大為惱火，命將犯人押到山東行在，親自審理，不到一個月就究出了正犯。皇帝說：“可見外省廢弛積習，大抵相同。”“似此玩延懸宕之案，或更有甚焉者。”

外省如此，京師風氣也相同。踢球扯皮之風盛行，一件小事，往往數(shù)月經(jīng)年處理不了。“至六部等衙門辦理事務，雖有限期，由各道御史匯奏，但事有關涉兩部者，亦每至彼此推諉，行查不以為要，吏胥等得以藉端沈閣，百弊叢生。其駁查外省事件，又每以一駁了事，或竟有駁至屢次，往返耽延，經(jīng)年屢月，并不勒限嚴催。”(《清高宗實錄》卷一三五一)

除了懶，政風懈怠的另一個表現(xiàn)是軟。皇帝既然寬仁為尚，不愿殺人，官員中老好人自然越來越多。他們在處理案件時，“于一切審擬案件，有意寬減”。(《乾隆圣訓》)更有甚者，連搶盜重案也“多所遷就，致兇頑不知懲創(chuàng)”。(《乾隆上諭檔》)夾在各方當事人之中的地方官，只想和稀泥。他們“既畏民，又畏生監(jiān)，兼畏胥役，既不肯速為審斷，又不欲太分皂白”。(《清高宗實錄》)

如果說專政政治的經(jīng)濟原則是剝削與壓榨，那么操作秘訣就是控制與壓迫。皇帝控制著官僚體系，官僚體系壓迫著整個社會。一旦高壓減輕，則社會秩序必然出現(xiàn)劇烈反彈。隨著官僚體系的廢弛，乾隆晚年社會治安迅速惡化。

乾隆晚年，人口壓力越來越重，社會矛盾和危機越積越深。而官僚體系百務廢弛，國家陷入半癱瘓狀態(tài)，恰恰給矛盾危機提供了迅速發(fā)育的機會，其中最明顯的表現(xiàn)就是游民的大量出現(xiàn)和形成組織。

從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起，各省流民在生存壓力下大量入川，四川各地出現(xiàn)了名為“啯嚕”的游民組織。他們多是無籍游民，三五成群，忽聚忽散。乾隆描述這些游民團伙的形成說：“乃有一種強壯游惰之人，不務生業(yè)，三五成群，數(shù)十為黨，呼朋引類，有師有徒，有首有從，各占地方，聚居古廟荒亭，沿村逐鄉(xiāng)勒索錢米，遇有婚喪之家，勁討酒食，不滿其欲，輒肆咆哮，動以放火劫竊，出言恐嚇。

鄉(xiāng)民畏之如虎。甚至恃眾搶奪奸淫，謀故殺人，無惡不作，種種貽害，不可枚舉。”(乾隆朝中朱批奏折)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后，因為地方官員“一味因循畏葸，于地方全無振作”，“啯嚕”的活動進入高潮。據(jù)《剿捕檔》記載：“川省啯匪近年每邑俱多至百十余人，常川騷擾，并有棚頭名號，戴頂、坐轎、乘馬，白晝搶奪淫兇，如入無人之境。通省官吏罔聞，兵民不問，甚至州縣吏役，身充啯嚕，如大竹縣役之號稱一只虎等語。”

湖北武昌，則在乾隆晚年出現(xiàn)了盤踞山區(qū)、專門靠搶劫為生的家族，“屢經(jīng)懲創(chuàng)，怙惡不悛”。(《乾隆上諭檔》)

山西的社會治安也相當不穩(wěn)，“民情尚氣好斗，嗜酒佩刀，因事相爭，動輒揮刃，積習相沿，已非一日”。

南方沿海海盜越來越猖獗。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海盜在距廈門十余里的地方，“縱橫無忌，行劫兵船”。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又登島國縱火搶劫。乾隆六十年(1795年)，皇帝總結(jié)南方海盜形成原因時說：“閩省近年以來，吏治廢弛已極……各海口地方，盜匪仍復肆行出沒，甚至五虎門近在省會，而盜船即在彼停泊疊劫，毫無忌憚，以致商販聞風裹足，皆由該省督撫等平日漫無整理所致。”

大規(guī)模社會動蕩的前奏已經(jīng)緩緩奏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