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妓女種類極其繁多，在明代著名文學家馮夢龍所著的《黃鶯兒》一書中，就列出四十多種，不過他的分法比較繁瑣。看來比較符合實際情形的是，如果以服務對象區分，可分為宮妓、官妓、營妓、家妓、市妓等;如果以所屬性質區分，可分為公妓與私妓;如果以職業性質區分，可分為歌妓、舞妓、樂妓、優妓等;如果以年齡區分，可分為老妓與雛妓等。

中國古代的妓女出現較早的是宮妓、官妓、營妓與家妓，她們可以統稱為公妓，為少數特權者服務，多來源于暴力壓迫，如掠奪或以罪人的妻女籍沒為官妓;而市妓、私妓則多出自金錢的原因，實現“金錢面前人人平等”。

歌妓、舞妓、樂妓、優妓等是以藝術表演為主，賣身為輔。從這些妓女到以“上床”為主的妓女，有一個發展過程。這些妓女，代表了中國古代的音樂水平、舞蹈水平、戲劇水平，體現出一種妓女文化，而且體現出中國古代的文人雅士狎妓往往以精神享受輔以肉體享受的特點。

至于把妓女分成老妓和雛妓等，有的女性還未成年就要遭受男子的蹂躪，有的女性年老多病還要操此賤業，則體現了妓女生涯的殘酷性。

中國古代妓女的來源大致有三：戰俘、籍沒和貨賣。總而言之，是男子以強權、暴力或金錢來蹂躪女子。宮妓、官妓、營妓和家妓多是被強權和暴力攫取，并靠強權和暴力維持，這從她們可以被主人任意買賣、贈送、交換、殺害而明顯地看出來，當然蓄養大量妓女也少不了花錢。可是市妓和私妓則相對比較“自由”，能夠比較“平等”當然事實上仍是男女不平等地實現金錢與肉體的交換，這是商品經濟的產物，而且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而發展，這種妓女似乎更能體現賣淫的本質。在奴隸制條件下，奴隸主用赤裸裸的暴力蹂躪婦女;在封建制條件下，封建領主用強權來實現其對農民女兒的“初夜權”;而在商品經濟其高度發展則為資本主義條件下，富人則憑借金錢來玩弄女子——在中國古代妓女演變史上，這三者兼而有之。

在中國歷史上，到了漢、唐之際，賣淫業已逐漸從官辦轉為民營，達到了十分興盛的程度。達官貴人、文人雅士幾乎無不嫖妓，更不用說商井市民了。那個時代流傳下來的詩詞作品中，有不少都有風花雪月、倚翠偎紅的內容。李白、盧照鄰、張祜、李商隱等，都是這樣。例如大詩人李白，如果不論他的文才，只看他的生活作風，完全是個酒色之徒。他曾寫過一首詩：

葡萄酒，金叵蘿，胡姬十五細馬駝。

玳瑁宴上懷里醉，芙蓉帳內奈君何！

內容寫一個15歲的胡族少女，李白一面喝酒一面就把她嫖了。

到了宋代中期以后，提倡程朱理學“存天理，滅人欲”的理論，社會上逐漸實行性禁錮。其實，宋代的高官，幾乎沒有不嫖妓的，像蘇軾、歐陽修等，都是“大嫖家”，出游都要帶一群妓女，更不要說那些沒有多少文化的權臣了。身居宰相高位、又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不涉狎邪，在宋代可謂鳳毛麟角，當時還被人斥為“詭詐不通”呢！

最荒唐的是宋朝的風流皇帝宋徽宗了，他對六宮粉黛玩膩了，竟微服外出嫖市妓。他似乎是歷史上記載的第一個偷偷摸摸地溜出宮門嫖妓的皇帝，明、清兩代有些皇帝不過是步其后塵。徽宗的風流事情不少，他“累至汴京填安坊京妓李師師家，計前后賜金銀、錢帛、器用食物等不下十萬”。“宋禮宗癸丑元夕呼妓入禁中，有唐安安者，歌色絕倫，帝愛幸之”。

有這么一件真實的事情：宋徽宗寵愛當時京師名妓李師師，當然李師師還有其他不少情人。有一天李師師正和一個叫周邦彥的人他是中國文學史上一個著名的詞人恩愛，忽然聽說皇帝來了，周邦彥嚇得趕快鉆入床下去了。宋徽宗進來后，和李師師的喁喁情話以及云雨之聲都被周邦彥聽到了，就寫進詞里去了。宋徽宗知道了以后大怒，下旨把周邦彥逐出京師。周邦彥臨走那一天，宋徽宗問李師師：“他走時有什么新作呢？”李師師就把周邦彥的新詞給他看，宋徽宗看了大為贊賞，又把周邦彥召回封為大樂正。

到了明清，北京、南京、揚州、蘇州、大同、杭州這些地方，都是妓院林立、妓風大盛的繁華之地。在元、明、清開國之初，朝廷都曾嚴令禁娼，但是只過了三四十年，妓風愈熾。在清代也發生過皇帝嫖娼的事，同治帝叫小太監帶路微服出宮嫖娼，據說最后是染上梅毒而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