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紹興年間，紹興府有戶人家母親的墳墓被人盜挖，陪藏品被洗劫一空，遺骸被亂丟于荒野。

這戶人家的后人，并不是普通人，他們有個兒子叫王佐，是宋高宗紹興十八年(1148)戊辰科狀元。王佐是個有氣節的人，中狀元后，授承事郎，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未及赴任，召為秘書省校書郎。當時秦檜專權，其子秦熺為提舉秘書，眾人紛紛趨附，唯獨王佐未嘗妄交一語，以至忤怒秦熺，被外放。秦檜死后，王佐為秘書郎，領右司郎，后經張浚薦舉，任職中書門下省。

王佐有個弟弟，叫王公袞。這個王公袞也不是一般人物，從小就對刑偵感興趣，也練就一雙金金火眼，剛剛被提名為烏江縣縣尉(相當于縣警局警長)，正待在家里聽候通知準備赴任。發現母親的墳墓被盜挖，十分憤怒。在中國人的觀念中，掘人墳墓、戮人尸骸，是對人最嚴重的羞辱，盜墓賊這樣做，無疑是對王氏兄弟母親的最大侮辱。

憤怒歸憤怒，王公袞選擇了報案，但是官府卻遲遲破了不案，王公袞這才親自外出防查，果然讓他查出發掘母親墳墓的人，是本村無賴嵇泗德。那個嵇泗德，也是一個盜墓的慣犯，“掘冢至十數”，曾因掘墓事敗而被官府逮住過，卻未知何故，又給放了出來，繼續偷偷干著盜墓的勾當。

王公袞訪得嵇泗德下落，很快就將他抓住，押送到紹興府治罪。按照《宋刑統》，“諸發冢者，加役流;已開棺槨者，絞。”犯下盜掘他人墳墓罪行的人，判加役流刑;如果不但掘墓，還打開棺槨，屬于侮辱尸體，罪至絞刑。嵇泗德掘墓開棺，曝人尸骸，顯然已經觸犯了死罪。

然而，令王家難以接受的是，紹興府的法庭只是給嵇泗德判了輕刑。王公袞是個血性漢子，母親受辱，不能就此便宜了賊人。因為和監獄的看守相熟，他專門備上酒菜，將一幫看守灌醉，然后手持利刃，混入監牢，親自將嵇泗德宰了，并割下嵇泗德的腦袋，官府投案自首。

依大宋律法，故意殺人，當判死刑。但，宋朝刑法又規定：“如有復祖父母、父母之仇者，請令今后具案，奏取敕裁。”宋徽宗時又立法補充：“有因祖父母為人所毆而子孫毆之以致死者，并坐情理可憫奏裁”。宋朝政府也是將血親復仇跟一般殺傷罪區別開來。據此法意，“刺死辱母者”顯然屬于“情理可憫”的行為，對這一刑案，地方政府無權作出終審判決，便報請朝廷。

王佐得知弟弟殺了人，入了獄，也趕緊設法相營救——他將自己的官告交還皇帝，說愿意用自己的功名、官職來替弟弟贖罪。

宋高宗對此案也非常重視，專門派員組成合議庭，對王公袞故意殺人案進行審理。

合議庭提出的判決議是：“公袞殺掘冢法應死之人，為無罪;納官贖弟佐之請，當不許;故縱失刑有司之罰，宜如律。”(王公袞刺死辱母者，應判無罪;王佐提出替弟弟贖罪之請，請朝廷駁回;依法追究紹興府法院司法官員“故縱失刑”的法律責任。)

宋高宗接到報告后，當即批示：“給舍議是。”命王佐“依舊供職”;“紹興府當職官皆抵罪”;王公袞不用負刑事責任，只是他畢竟殺了人，所以還是受到“降一官”的行政處分，從正科級降為副科級，擇日赴任。即使是這樣的判決，后世學者還在為王家兄弟鳴不平。如明代學者丘濬還在《大學衍義補》中說：“朝廷坐有司之罪，是也;而降公袞一官，豈所以為訓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