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帝國特使馬戛爾尼伯爵曾奉命覲見乾隆皇帝，請求互通商貿(mào)，卻吃了閉門羹，無奈悻悻而返。走時，馬戛爾尼拋出狠話：“中國至少在過去150年里，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確切地說反而倒退了;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變成半野蠻人”，“最終它將重新墮落到野蠻和貧困的狀態(tài)”。失望與諷刺之情溢于言表。

果不其然，半個世紀后，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英國人用堅船利炮轟開了中國的大門，英吉利的商品、貨物和資本像潮水一樣涌入中國。隨之而來的，當然還有英語。作為社會精英的政商人士不得不開始想方設法地學英語，以便與世界溝通。

皇族：九五之尊，“壓力山大”

清廷的自大與保守，讓世人詬病不已。但在大清國二百多年的基業(yè)中，有2.5位皇帝曾大膽地張開雙臂擁抱歐羅巴文化。第一個是一手締造“康乾盛世”的康熙皇帝，另一個是在積貧積弱的國運中試圖通過“戊戌變法”來扭轉時局的光緒皇帝，剩下的半個皇帝就是“亡國之君”宣統(tǒng)了。

康熙在與俄國進行《尼布楚條約》的談判中，逐漸意識到精通俄語與拉丁語人才的重要性。回京后，他于1708年設立“內(nèi)閣俄羅斯文館”，讓八旗子弟“專習俄羅斯文字，以備翻譯”。到雍正年間，又從四譯館中分出“西洋館”，“招滿洲青年專修拉丁文”，以《華夷譯語·拉氐諾話》作為教材。《華夷譯語》本是洪武年間官方編纂的一部蒙漢對譯辭書，后來逐步擴充收錄語種，成為中國近代早期外文譯漢文的官方辭書。可笑的是，《華夷譯語》沿襲了歷史上漢譯佛經(jīng)的體例——外文詞條都是以漢文注音，如“Don‘t answer at random”(別亂說)注音為“洞脫，唵五史為，阿脫，而藍道姆”，其教學效果可想而知了。

兩個世紀后，康熙的八世孫光緒皇帝就聰明多了。極具維新思想的光緒學習英語熱情很高，每日清晨四點就開始上課，在閱讀和寫作方面都表現(xiàn)出相當?shù)奈蛐裕谡Z卻糟糕至極。他計劃用英語做新年獻詞，并致函各國公使。無奈，公使們不給面子，紛紛婉言謝絕。雖然不得已身為“傀儡”，但他以九五之尊帶頭學習“嘔啞嘲哳難為聽”的“蠻語”，還是提高了英語在宮中的地位，紫禁城內(nèi)很快掀起了學英語的時尚。

1917年6月，張勛率五千辮子兵在北京擁護溥儀復辟。雖然鬧劇很快消停，但小皇帝的教育問題卻被提上了議事日程。李鴻章之子李經(jīng)邁適時向小朝廷推薦蘇格蘭人莊士敦擔任帝師，教授溥儀英語。溥儀對英語學習抱有極大興趣，第一年主要學習英文單詞和一些淺顯的口語對話，用的課本是《英文法程》;隨后開始讀《伊索寓言》、《金河王》、《愛麗絲漫游記》以及許多英文短篇故事和西洋歷史、地理;莊士敦還會把日常用語、童話、成語故事和很多儒家經(jīng)典名言翻譯成英文，融入到日常的教學中。溥儀的英語水平進步很快，最后能用英語翻譯《四書五經(jīng)》，莊士敦相當滿意。幼年時的英文學習，給溥儀打下了良好的基礎。1945年東京審判時，溥儀面對法官的英文質(zhì)詢，對答如流，不需要戴同聲傳譯的耳機。

康熙皇帝設立的四譯館和俄羅斯文館最終成了“擺設”。到了晚清，在外交場合，清政府不得不雇用外國人擔任翻譯。這些外國人往往是各國使節(jié)的翻譯，也可能是在華的傳教士，但有一點共性是，他們在談判過程中總是使用各種伎倆為本國謀利益。迫于這種情況，清廷在奕等人的奏請下，率先在京滬穗三地設立了同文館，致力于培養(yǎng)精通外語的高級人才。各地水師、船政、鐵道等學堂也紛紛開展外語教學。

官員：出訪之前，抱抱佛腳

“睜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則徐是中國維新思想的先驅。他很早就意識到中國在科技上的落后，為此，他注意“采訪夷情”，派人專門收集澳門出版的外國人辦的報紙書刊，并把出身低下卻懂英文的人招入欽差行轅。

為獲得關于西方的第一手資料，55歲時，林則徐開始自學英語。怎奈當年沒有音標，林則徐學習只能靠死記硬背。一年十二個月的名稱、常用的專有名詞、英文數(shù)詞、各種外幣單位及英美等國駐粵官員的姓名都在林則徐的背誦范圍內(nèi)，但佶屈聱牙的英語發(fā)音著實讓林則徐為難了一番，為了便于記憶，他利用漢字給英文單詞注音，比如在China的后邊注上“柴諾”，doctor后注“諾克拓”，trade注“吐烈”。

到了晚清，皇權已被架空，國家權力牢牢掌握在漢族地主階層手中。雖然李鴻章喪權辱國，但他仍是“大清帝國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強一爭長短之人”。李鴻章是著名外交家，他不會外語，卻深諳“臨時抱佛腳”之道：每每出使之前，都會找翻譯學幾句寒暄語，現(xiàn)學現(xiàn)賣，倒也應酬得來。

有一次出使沙俄之前，李鴻章又請來翻譯，想故伎重演。怎奈俄漢發(fā)音差異巨大，李鴻章怎么也記不住。最后，索性在隨身攜帶的扇子上，用漢語記錄了俄語發(fā)音：“請坐——殺雞切細”(Садитесь)，“謝謝——四包錫箔”(Спасибо)，“再見——大四位達理也”(Досвидания)等等。雖說方法不考究，但溝通效果卻不差。二戰(zhàn)后的雅爾塔會議上，丘吉爾也用現(xiàn)學的俄語向斯大林打招呼，結果斯大林聽了之后毫無反應，倒是蘇方的翻譯打破僵局，詢問丘吉爾：“首相閣下，您說的英語，怎么我一句也聽不懂呢？”

曾國藩次子曾紀澤將這種用漢語注音的學習法發(fā)揚至極。《翁文恭公日記》記載：“詣總理衙門，群公皆集。未初，各國來拜年。余避西席，遙望中席，約有廿余人，曾侯與作夷語，啁啾不已。”畢竟不是正規(guī)的教育，雖然此時的曾紀澤可以“啁啾不已”，但是真正的美國人說他的英語確實“流利但不合文法”。

商人：英漢夾雜，“洋涇浜”語

如今，當中國人還在地球的一端搖頭晃腦背誦著“How do you do”時，地球的另一端，美國人早已用“Long time no see”相互寒暄。昔日的古典雅言正在逐漸淡出美國人的口語，Chinglish竟成了一時風尚。其實，這種“畫虎不成反類犬”的英語，最早可以上溯到中國商人的口齒間。

自《五口通商章程》簽訂后，中國東部沿海及長江沿線各港口陸續(xù)開放。一時間，外商云集，僅上海一地，剛開埠一個月，就有11家洋行，1847年增至39家，1854年激增至120多家。貿(mào)易量不斷攀升，各地商販趨之若鶩。

由于精通商貿(mào)英語的外事人才緊缺，也為了能順利躋身上流社會，商人們不得不硬著頭皮自學起英語。在與外商交談時，連蒙帶猜、中英夾雜，再融入些上海口音，就形成了一種全新的混合語。因為當時上海的商業(yè)機構多聚集在英法租借的界河洋涇浜兩岸，于是人們把這種“四不像”語言稱為“洋涇浜英語”。

商人們說的洋涇浜英語中有著深刻的漢語烙印，姚公鶴先生就曾說過：“洋涇浜話者，用英文之音，而以中國文法出之也。”“洋涇浜”英語把rice(大米)說成lice，把fish(魚)說成fis，把have(有)念成hab，very few 念成welly few。若是說起整句話來，現(xiàn)代的人估計更是摸不著頭腦。曾有一位年輕的先生去拜訪兩位女士，中國仆人很嚴肅地告訴他：That two piecey girls no can see. Number one piecey top side makee washee， washee. Number two piecey go outside， makee walkee， walkee.(那兩位姑娘您現(xiàn)在一個都不能見。年齡大的一位正在樓上洗澡，年齡小的一位出門散步了)

你千萬別以為“洋涇浜英語”是下里巴人的專利。董橋曾提到他有一次跟老上海喝茶，聽到鄰座有人很謙虛地對他的茶友說：“我只會說洋涇浜英文！”那老上海忍不住小聲說：“他也配？”可見正宗的洋涇浜是有一定身份和地位的人的專用語。

“洋涇浜英語”并非上海特有，在廣州、澳門、哈爾濱、臺灣等地也出現(xiàn)了漢語與當?shù)赝ㄐ型庹Z相結合的洋涇浜語。1949年之后，中國各地相繼解放。在上海，洋涇浜英語也喪失生存土壤，很快退出了歷史舞臺。但不要以為“洋涇浜英語”就此絕種，你早上吃的“吐司”(toast)、喝的“咖啡”(coffee)、抽的“雪茄”(cigar)、坐的“的士”(taxi)、穿的“派克大衣”(parka)都是“洋涇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