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發布“終戰詔書”，八年抗戰終于勝利結束。但抗戰史的遮蔽與還原，卻才剛剛開始，且迄今未能完成——如作為中國首次對日大捷，關于臺兒莊戰役的誤讀就很多。最典型者，莫若李宗仁因此戰聲名遠揚，而另一位主要指揮官湯恩伯，雖功勛卓著，卻飽受誣責。

這種誣責，主要來自李宗仁晚年所口述之回憶錄。李氏稱：臺兒莊戰役，在孫連仲部損失慘重，急需救援時，他“嚴令湯恩伯軍團迅速南下， 夾擊敵軍， 三令五申之后， 湯軍團仍在姑婆山區逡巡不進。”以至李宗仁“訓誡湯軍團長說， 如再不聽軍令， 致誤戎機， 當照韓復榘的前例嚴辦。湯軍團才全師南下。然此時臺兒莊的守軍已傷亡殆盡。”后來，常有人視湯恩伯此舉為保存實力，或畏敵避戰。

湯恩伯在臺兒莊戰役中任第20軍團軍團長，轄三個軍，總兵力7.2萬余人，裝備精良。1938年3月中旬，蔣介石將第20軍團劃歸第五戰區，參戰臺兒莊。李宗仁給湯恩伯部下的第一道命令是：“第4師先頭之一部，應即開滕縣附近增援。”第4師隨即前往滕縣救援，在路上與日軍第63聯隊遭遇，激戰于龍山、虎山一帶。

至3月21日，李宗仁再次命令第20軍團“應集中主力于嶧縣東側及棗莊西北方焦山頭附近一帶山地，于3月24日拂曉全線開始進攻，務先擊破嶧、棗之敵，向臨城、沙溝兩地附近側擊……”第20軍團也遵令，參與嶧縣、棗莊等地反攻。顯然，作為中央軍的湯恩伯部對李宗仁的命令并無抗拒。

此后湯恩伯之所以未能立即開往臺兒莊支援孫連仲，乃是事出有因——湯若徑直南下，勢必將使所部陷入日軍夾擊，非獨不能支援孫連仲，反將牽累整個戰局。故湯恩伯采取迂回戰術，消除臨沂方向的危險后，才南下臺兒莊。此即行政院所說，“湯軍團長恩伯指揮主力軍隊，迂回棗嶧等處，側擊敵軍，獲取勝利之基礎。”可知李宗仁對湯恩伯的指責，乃是無中生有。

其實，真相極易明了。同屬桂系領袖之白崇禧，晚年在臺灣接受中研院訪談，曾明確言及：“湯恩伯司令用兵適宜，當敵攻擊臺兒莊之際，迅速抽調進攻嶧縣而逞膠著狀態之兵力，反包圍臺兒莊之敵人與孫連仲部相呼應，同時，并調關麟征、周碞二部擊破敵人由臨沂派來解圍臺兒莊之沂州支隊，于任務完成后，仍回師臺兒莊，此為其用兵靈活、合適之處。”奈何在臺之白崇禧，其議論，遠不如回歸大陸之李宗仁影響深遠。

臺兒莊戰役中，在湯恩伯與中央軍戰績被低估的同時，李宗仁和桂軍發揮的作用則被放大。臺兒莊戰役開始階段的滕縣保衛戰，參戰國軍為第2集團軍第122、124師，此為王銘章指揮的川軍。到了臨沂保衛戰，國軍方面為第40、59軍，這是龐炳勛、張自忠率領的西北軍。

在關鍵的臺兒莊保衛戰中，與日軍血戰的孫連仲所部第2集團軍，也屬西北軍。孫連仲4月5日給蔣介石的電報中說，“……連日激戰， 結果第27 師僅余戰斗員千余人， 第31師千余人， 第30師2千余人，獨立第4旅2千余人。負傷官兵之未退出者， 誓與陣地偕亡， 殺聲振天， 足寒敵膽……”戰后統計，第2集團軍傷亡2萬余人，功勛卓著。

湯恩伯非但沒有瞧不起這些“雜牌軍”，反而主動與他們合作。如在滕縣失守后，湯恩伯即命參謀官找到張自忠、龐炳勛，“雙方確定了相互通信聯絡的具體辦法，并決定由第二十軍團兵站支援龐、張兩軍步機槍子彈40萬發，以補充他們彈藥的不足。”湯恩伯與孫連仲的“里應外合”，更是制勝關鍵。正如歷史學者韓信夫所言，“沒有孫集團軍在臺兒莊堅持陣地戰，便沒有臺兒莊的勝利;同樣，沒有湯軍團在臺兒莊側背的運動戰，也不可能有臺兒莊的勝利。它們在臺兒莊戰役中一守一攻，相輔相成。”

至于李宗仁所屬的桂軍，李品仙的第11集團軍、廖磊的第21集團軍，奉命在津浦線南段一帶堅守，防備、監視日軍救援部隊。不過，在淮河北岸小勝日軍的，卻是于學忠的51軍，屬東北軍系統。綜上，對于臺兒莊戰役的勝利，桂軍固有其功勞，但遠非主力。

戰后論功行賞，孫連仲、湯恩伯、馮安邦等被授予青天白日勛章;其他參戰將領，被授予四等寶鼎勛章、陸海空軍甲種一等勛章等，被授勛者無一人出自桂軍。顯然，將臺兒莊戰役貼上“桂系”標簽，是不符合史實的。

至于該役之捷的具體成色，軍令部部長徐永昌曾如此向蔣介石報告：“臺莊之捷，固由于我之將士用命，而亦由敵之不即增援;敵之不即增援，非其實力不足，一以留兵備俄，一以意見紛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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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恩伯(1898年9月20日——1954年6月29日 )，中華民國陸軍二級上將，浙江金華武義人，黃埔系骨干將領。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后，指揮所部在南口地區抗擊日軍進攻，予敵重創。10月任中國國民革命軍第20軍軍團長。翌年3月率部參加臺兒莊大捷。6月任國民革命軍第31軍總司令，先后參加武漢會戰、隨棗會戰。1942年任抗日戰爭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兼魯蘇皖豫邊區總司令。1944年4月在豫湘桂戰役中所部潰敗，受撤職留任處分。國共內戰失敗后退守臺灣任臺北總統府戰略顧問。1953年任駐日本軍事代表團團長，但數月后被免職，后經友人協助，遷居東京都。

湯恩伯是少數日本人忌憚的抗日名將。他以南口戰役及臺兒莊大捷被稱為抗日鐵漢，對中國抗日戰爭的貢獻不可磨滅。他在因功晉升、統御大規模部隊后，數十萬成分復雜的軍隊單靠對河南省征收糧餉，無力顧全軍紀，造成河南平民倒戈幫助日本人占領河南。有人認為河南人以水旱蝗湯恩伯，河南四荒形容河南當時之四大災害，其中的湯恩伯就是湯恩伯;但也有人認為河南人民稱呼土匪為老湯恩伯，湯恩伯就是土匪的意思。依照湯恩伯的宿敵李宗仁在其回憶錄的暗示，湯恩伯軍隊的軍紀非常敗壞。據稱吳國楨親眼目睹湯恩伯吃空額、盜賣軍用汽油等行為。

湯恩伯在對中國共產黨的戰爭后期的表現只能用糟糕一詞來形容。這不僅加深了中共方面的宿怨，也令他最終失去蔣介石介石的青睞。因為戰爭狀況受限于大環境，湯恩伯屢戰屢敗、或不戰而敗。但湯恩伯唯效忠蔣介石，將國家財物及軍隊盡可能運往臺灣，對臺灣亦屬有功。長期副手陳大慶在臺灣當到中華民國陸軍總司令、臺灣省政府主席、中華民國國防部長，亦可見湯恩伯的資歷。

湯恩伯效忠蔣介石、蔣介石亦重用湯恩伯，湯恩伯推薦其恩師陳儀任浙江省主席，蔣介石照準。但陳儀見大局不利，屢次鼓吹湯恩伯投共，動輒罵湯恩伯不識時務。湯恩伯原不回應，但終將陳投共心態告知蔣介石，原條件是保陳一命，但事情發展牽涉陳以往恩怨，且蔣介石欲殺雞警猴，陳儀又拒絕向蔣介石認錯，湯恩伯雖全力營救，但遭到蔣介石拒見，無法挽回，致陳儀被蔣介石槍斃，在到達臺灣前，他還背下了賣師求榮的罵名，并被免去了一切職務，湯恩伯仕途亦告終。

湯恩伯在抗戰中期晉升主政河南的一方大員，開始瘋狂擴軍，建立自己的派系，派系的主要將領有王仲廉，石覺，陳大慶，張雪中，當時和陳誠，胡宗南并稱黃埔系三大派系。由此引起蔣介石的猜忌，豫湘桂戰役遭到慘敗后，蔣介石就開始肢解他的派系，他的嫡系起家部隊13軍再也不讓湯恩伯指揮。

人物生平

1900年9月9日出生在浙江省金華市武義縣湯恩伯村

1912年入武義縣壺山小學讀書。

1916年高小畢業，入省立金華第七中學就讀。

1917年轉入浙江省體育專科學校學習。1918年與永康籍馬阿謙結婚。

1919年浙江體專畢業，留校任教。后入援閩浙軍講武堂學習。長子湯恩伯建元出生。

1920年講武堂畢業，任浙軍第1師排長，是陳儀的部下。浙軍潰敗后回鄉，任東皋警察所巡官。

1921年與武義巨富之子童維梓東渡日本。

1922年3月考入日本明治大學法科，主修政治經濟學。

1924年5月輟學，回國籌集求學經費。經陳儀保送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18步兵科學習。

1926年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回國任教陳儀部第一師少校參謀。與王竟白結婚。

1927年任南京國民革命軍第19軍中校副團長，后任總司令部參謀處中校參謀，嗣后升任作戰科科長。

1928年任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六期步兵第一大隊上校大隊長，12月升任該校第七期第一總隊教育處少將教育長。在校期間著《步兵中隊(連)教練之研究》，博得蔣介石介石賞識。

1929年任軍校軍官教育連副連長，連長，軍官教育團步兵營營長。1930年任中央軍校教導第二師第一旅少將旅長，部隊改編后任陸軍第四師副師長兼第十旅旅長。

1931年任國民革命軍第2師中將師長。

1932年任國民革命軍第89師師長，后兼第四師師長。

1933年任剿共軍第二路軍副總指揮。回鄉祭祖，巧理糾紛后重修嶺下湯恩伯祖墳，蔣介石介石為其墓碑題詞中山發祥。

1934年初，率89師由江西進攻福建人民政府，1月13日攻入福州，2月任贛粵閩鄂剿共軍東路軍第五路

軍第十縱隊總指揮兼第四師師長，夏，接連擊敗紅軍，攻克蘇區將樂縣、泰寧縣、建寧縣、石城縣，11月，湯恩伯部陳大慶旅率先突入中央蘇區首都瑞金。

1935年任陸軍第十三軍軍長兼第四師師長，4月8日晉升為陸軍中將。

1936年兼任陜北剿共善后辦事處主任。率部駐綏遠省集寧縣，抗擊偽蒙勾結日偽進犯。

1937年8月任第七集團軍前敵總指揮，指揮所部第13軍在南口地區抗擊日軍進攻，予敵重創。9月任第20軍團軍團長兼第13軍軍長。10月在河北漳河南岸阻擊日軍，掩護河北國軍轉移。10月底率第13軍馳援晉綏第二戰區，參加子洪口戰役。

1938年3月率部參加臺兒莊戰役和徐州會戰，獲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嘉獎，被授予青天白日勛章。6月任第31集團軍總司令，隨后參加武漢會戰。

1939年5月參加隨棗會戰。春夏兼任南岳游擊干部訓練班教育長。年底參加冬季攻勢，斬獲頗豐。

1940年5月參加棗宜會戰。冬，任魯蘇豫皖邊區黨政分會主任兼邊區總司令、第31集團軍總司令。

1941年1、2月間參加豫南會戰，重創日軍。會戰結束后，華北日軍對湯恩伯恩伯銜恨甚深，以湯恩伯恩伯部為天字第一號大敵。

1942年，河南發生大災，湯恩伯恩伯曾組織所部展開救災運動，賑濟糧食，收養災童，接濟學生。

1943年，河南旱災、蝗災嚴重。湯恩伯恩伯再次發動所部節食救災，并發動軍民搶修黃泛堤防。2月當選為三青團中央委員會干事。

1944年4月在豫湘桂戰役中潰敗。因為貴州方面的張發奎不斷告急，11月蔣介石介石調其出任黔桂邊區總司令。12月初獨山縣陷落，陪都震動，急調湯恩伯恩伯部孫元良29軍由四川入貴州解圍。

1945年3月任陸軍第3方面軍司令官，兼任滇黔戰區前線總指揮，率部參加桂柳會戰。4、5月份以一部參加湘西會戰。5月當選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5-7月在廣西發動華南大反攻。9月抵上海，主持京滬地區日軍受降。

1946年2月加上將銜，任京滬衛戍區總司令加上將銜。7月任陸軍副總司令兼兼南京警備司令。

1947年3月兼第1兵團司令官，率部參加對山東解放區的重點進攻。5月孟良崮戰役所部整編第74師被全殲。湯恩伯恩伯被撤職查辦。7月代理陸軍總司令

1948年8月任衢州綏靖公署主任。12月升任京滬警備總司令。

1949年1月任京滬杭警備總司令，奉蔣介石介石之命憑借長江天險固守京滬杭地區。4—5月，所部主力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發動的渡江戰役、上海戰役中被殲，殘部潰退廈門，5月任國防部廈門指揮所主任。7月任金門縣廈門防衛部主任，8月任福建省主席兼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廈門分署主任。10月參與指揮金門戰役，月底由金門去臺灣，任臺灣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

1950年任臺北總統府戰略顧問。閑賦在家。

1953年一月率中國國民黨軍事代表團訪問日本。

1954年5月赴日本醫治胃病。6月29日在日本東京都慶應義塾大學醫院去世，一說是被日本醫生謀殺。后軍銜被追贈中華民國陸軍二級上將。7月15日，湯恩伯靈柩自殯儀館送往臺北縣南宮壺山下葬，何應欽、陳良、胡宗南、蔣經國為其送葬。后遷葬于五指山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