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戰爭國民黨失敗以后，退守臺灣。緊接著，臺灣就發生了一件轟動中外的大事：孫立人將軍兵變。這件案子，直接影響著當時臺灣內部國民黨的政治權力格局，影響著臺灣當局與美國的關系。那么，孫立人將軍真的兵變了嗎？這個案子究竟是怎么回事？

孫立人兵變案，又稱郭廷亮匪諜案，發生于1955年，臺灣白色恐怖時期的政治冤案。中華民國政府指控陸軍上將孫立人部屬，少校郭廷亮，預謀發動兵變，以此為借口，宣稱孫立人“縱容部屬武裝叛亂，窩藏共匪，密謀犯上”，將他革職軟禁。孫立人部屬，受到牽連下獄的，有300多人。孫立人兵變案其實是一連串的事件，主要目的是在整肅孫立人的勢力。自1950年，蔣介石與情治系統就開始有系統的整肅孫立人的下屬，直到1955年，才正式將孫立人解職，無限期軟禁。此事件由蔣介石與蔣經國主導，但是蔣介石真實的動機何在，史家仍未有定論。

1949年，蔣介石在內戰失利后退守臺灣。面對國民黨在大陸兵敗如山倒的局面，美國政府對蔣介石失去了信心，開始積極尋找替代人選。1949年2月，美國駐華大使館參贊莫成德向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報告說，“我們所需要的是一個能力強、做事腳踏實地的人，不必聽命蔣介石，亦毋須服從李宗仁聯合政府，而專為臺灣謀福利。孫立人的經驗也許不足，但其他條件卻甚合適”。艾奇遜當即指示，可與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商量，如司徒也同意，則伺機向李宗仁提出以孫立人代替陳誠。1949年5月，莫成德回國，向艾奇遜和國家安全委員會提出：由孫立人主持臺灣政局，以此作為向臺灣提供經濟援助的條件。當時，美國國務院主管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臘斯克與艾奇遜一樣，對蔣介石政權的腐敗墮落、喪失民心深惡痛絕，一直積極推動倒蔣運動。1949年秋，他派莫瑞爾去探孫立人的底。孫立人見到莫瑞爾，大發牢騷，但始終沒有正面回答他的提問。

1949年12月，美國駐臺“大使館”代辦斯特朗和前美國駐臺北領事克倫茲抵臺。他們向孫立人明確表示：如果孫愿意控制“國民政府”，美國將予以全力支持。孫立人婉拒。然而，美國方面并沒有因為孫立人的冷淡而放棄努力。1949年底，蔣介石的心腹鄭介民赴美，西美海軍司令白吉爾對鄭介民露骨地表示，必須任命一位新的臺灣省主席，否則他們將撤出臺灣。12月28日，白吉爾詰問臺駐美武官：為什么“臺灣防衛司令”孫立人沒有“充分的權力”？白吉爾還對蔣介石的密使說：必須兌現授予孫立人全權的諾言。在美國國內各界緊鑼密鼓地倒蔣的同時，美太平洋盟軍最高司令麥克阿瑟也不甘寂寞。1950年1月，他派其情報處長韋龍比訪臺，聲稱：如蔣不愿離臺，則不應干預行政，麥克阿瑟可以派人入臺相助。蔣介石斷然拒絕韋龍比的提議。

2月21日，麥克阿瑟竟然不與蔣介石打招呼，直接派專機去臺灣接孫立人。孫為了表示“清白”，請求陳誠核準。孫立人到東京會晤麥克阿瑟，麥希望他負起“保衛臺灣”的責任，并表示將盡力提供軍援。孫立人返臺后，向陳誠轉告了他在東京的情形。孫立人自以為這樣“透明”，可免遭蔣、陳的疑心。實際上，不去東京才是最好的選擇。在麥克阿瑟以軍人的莽撞向蔣介石示威的時候，美國務院和中央情報局已分別擬定了《臺灣政變草案》和《臺灣可能的發展》。《草案》建議以孫立人為指揮官，以“反共、保臺、聯美”為主旨，對蔣實行軟禁或放逐。《發展》則說：最近幾個月，各種報道均暗示，受過美國教育、現負責臺灣防務的孫立人，正計劃發動政變，俾使蔣介石成為有名無實的領袖，同時鏟除其親信。

在美方日趨明白地將政變計劃付諸實施的感染下，孫立人也開始改變其曖昧的立場。1950年3月，美巡回大使吉塞普向艾奇遜報告說：“孫立人將軍陷于困境，他向我抱怨無權指揮海空軍，亦無人在‘宮中’幫他說話。”隨后臘斯克于5月30日向艾奇遜提出長篇報告。報告中建議：應告知蔣介石，要他離開臺灣，將權力交給孫立人，然后，由聯合國決定臺灣前途，臺灣獲托管后，即可宣布撤消杜魯門1月5日決定不協防臺灣的聲明。這也表明美國國務院倒蔣態度日趨堅定明朗。6月19日，美國國務院制定出一份在臺實施政變的機密計劃。這份計劃規定：(一)美國如要達成防衛臺灣的目的，蔣介石及其黨羽必須離開臺灣，將一切權力交給由美國確定的中國人領袖;(二)上述步驟完成后，美海軍駐防臺灣海域，以防止中共攻臺或臺灣“反攻”大陸;(三)如蔣抵制這一計劃，美國應派出密使“以最嚴密的方式”通知孫立人，如果他愿意發動政變，則美國提供必要的軍援。

檔案顯示，實施此次計劃的密使為美第七艦隊司令柯克。他被蔣介石稱為“我中國最良之友人”。1949年到1950年初，他為臺灣在杜魯門政府的禁令下購置大批武器立下了汗馬功勞。柯克尚未去臺灣，形勢就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孫立人主動將一封密函送交柯克。孫立人在信中提出愿意領導兵變以除蔣，但要求得到美國支持，至少是默許;他表示，一旦掌權，將制止腐敗，并在對付共產黨方面，更具彈性(即不強求反攻大陸)。杜魯門當時雖未立即作出決定，但鑒于其一貫的反蔣態度，國務院并未覺得會有什么出乎意料的決定，所以，艾奇遜等開始緊張地部署政變前的準備工作。1950年6月23日，臘斯克與胡適在紐約布拉薩大酒店會晤，并正式要求胡出面領導反共親美的自由派內閣以取代蔣，胡表示毫無興趣，還指責美國在盟友遭難的時候落井下石，不過，他認為蔣不宜再做“總統”。

據檔案顯示，美國務院擬定的政變日期是6月的最后一個周末，并決定：在政變前，蔣介石“必須被解除權力”。然而，6月25日清晨，朝鮮戰爭爆發的消息傳來，艾奇遜等面面相覷，他們知道，美國的注意力將集中到朝鮮，而在朝鮮激戰的時候，是無法在一個并非沒有一點利用價值的“盟邦”發動政變的。蔣介石就這樣贏得了喘息之機！孫立人雖是良將，但并非“黃埔系”，且早年并未加入國民黨，因而始終都不為蔣介石完全信任。由于臺海危機情況，加上美國人的情面，蔣介石不得不重用孫立人以防衛臺灣，并利用他與美國的良好關系爭取美援。但在孫立人就任陸軍總司令的同時，蔣經國在蔣介石的授意下，已將特務網絡滲透至陸軍總司令部，孫的一舉一動盡在其監視之下。

1953年3月21日，美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史蒂文森“訪問”臺北，約孫立人會面。孫立人對史蒂文森說，馬歇爾1946年對國民黨貪污腐化、沒有效率、眾叛親離的批評“絕對正確”，他表示：“國軍”仍然是不錯的，亦有望“反攻”大陸，但其領導層不行，臺灣政府是一個充斥個人權力的老邁政權。孫立人的一番慷慨陳詞并沒有獲得史蒂文森的任何承諾，相反，卻為蔣經國的特務提供了“謀叛”的又一證據。1954年6月24日，孫立人被調為“總統府”參軍長，實際上脫離了軍隊。同年12月，美臺簽訂了“中美共同防御條約”，臺灣成為美國封鎖中、蘇的“環太平洋島嶼鏈”中不可或缺的一環，蔣介石不再擔心會因為清除個別親美異己人士而與美國決裂。于是，“久蓄異志”的孫立人已成為他可以隨時處置的俎上肉。

1955年5月25日，臺灣陸軍少校郭廷亮被捕，經審訊，他承認，時任“總統府參軍長”的孫立人指使他在軍中聯絡了大批軍官，并派人偵察臺北陽明山西子灣、“總統”官邸等敏感地區的地形，企圖以武力實行“兵諫”。5月28日上午，蔣介石召見孫立人，說：“你以后少跟政客們來往。”孫說：“是的，我一生最討厭玩政治和與政客打交道。”蔣說：“這次我要把你給孤立起來。”雙方話不投機，不歡而散。6月6日，蔣介石在孫立人等人陪同下，前往屏東機場閱兵。閱兵后，立即產生流言，說有人企圖在現場發難，扣留蔣介石，實行“兵諫”，以排除腐敗，鞏固臺灣。

8月20日，蔣介石下令成立以陳誠為首的“九人小組”調查孫立人。同時，為了向輿論、特別是美國輿論顯示公正，又下令成立監察院“五人小組”進行調查。1955年10月31日，臺灣“陸海軍軍事法庭”對孫立人作出判決。從此，孫立人被軟禁33年之久。這就是國民黨退臺初期轟動一時的“孫立人案”。1988年3月20日，臺灣“國防部長”鄭為元來到孫立人家中，告訴他：此后，他享有充分的自由了。3月22日，郭廷亮發表聲明，說他當年是在“保密局”局長毛人鳳的指使下誣陷孫立人的。1990年11月19日，90高齡的孫立人，在“總算在死前親得以平反”的慰嘆中與世長辭了。

2001年1月8日，臺灣“監察院”通過決議，稱孫案乃“被陰謀設局的假案”。領公款六十萬臺幣充作孫案專門研究經費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朱泫源教授，“進駐孫公館翻遍了孫立人將軍保存的所有文件，和國防部與總統府的所有機密檔案文件，并未發現孫立人有任何不法行為”。臺灣當局給孫立人“平反”，這是基于政治斗爭的需要。事實上民進黨處心積慮用張學良、孫立人這些幾十年前的舊案來丑化國民黨，這是歷史研究為政黨斗爭服務的新鮮一例。孫立人是美國對臺陰謀策略的犧牲品，目中無人的他處在那個年代，遲早要出事，何況他畢竟萌生過謀反念頭。當時谷正文判斷孫立人的部屬郭廷亮等人有兵變企圖，但為避免牽連孫立人受軍法審判，當局使用了“匪謀自首”的罪名處理郭廷亮，這只是處理不當而已。因此，谷正文認為孫立人案并非羅織。然而，真正冤枉的是因孫案受株連的一百零七名舊部，其中三十五人判監十年以上，而被迫提前退役的部屬更是數以千計。真正要平反的只是受株連者，而非孫立人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