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古往今來，情報工作對于戰爭勝敗的重要性無需贅言。在中日甲午戰爭硝煙彌漫的背后，無形戰線上的較量如火如荼。日本政府透過經營多年的對華情報工作，比大清朝野更深刻地洞察著中國的一切。相較之下，清王朝的情報工作卻顯得心有余而力不足，知彼知己均顯不足。

就世界范圍而言，十九世紀是情報體系日漸完善的時代，但清政府情報機構及其體系建設卻異常滯后。不少官員閉目塞聽，很少關注日本軍情動態，對日本的威脅自然缺乏正確認識。總理衙門雖有收集外國情報的功能，但在其內部并未設立專門的對外情報機構。

在向日本派出駐外公使之前，清政府收集日本情報的途徑多源自外國新聞紙上零散的消息。1871年，一些有識之士在《中日修好條約》簽訂前后建議派遣常駐使團赴日收集情報，以預先探知日方動向。然而，由于經費問題、人才缺乏等諸多原因，清王朝1877年才正式派出駐日使團。

不容否認，數任駐日外交使節在收集日本政治、經濟、軍事等情報有一定作為。他們通過翻譯報紙書籍以及個別間諜收集到一些有關日本戰略決策、對華態度、日方抵華人員情況、日本對朝動向等方面的情報。毋庸置疑，總理衙門和李鴻章對日本的威脅有一定程度的認識。而李鴻章等人往往拘泥于情報中日本決策層藐視中國的言論，而忽視日本戰略意圖和戰略目標，終究未能形成強烈的危機感和必要的防范意識。

1894年，朝鮮發生農民起義。在斗爭第一線的駐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務大臣袁世凱對朝鮮局勢發展卻一頭霧水，盲目相信日方“我政府必無他意”之保證，認為“日人方亟自謀，斷不至敗壞和局”，弱化日本可能出兵挑起戰爭的危險性。而駐日公使汪鳳藻也對日方真實意圖懵然無知，以偏概全，強調日本議院與內閣沖突、無暇外顧。李鴻章偏信汪鳳藻一面之詞，未能及時調查核實日方動向，誤判日本對清朝作戰之決心。

更加令人扼腕嘆息的是，1893年，清王朝為炫耀軍事實力、打壓日方，竟然允許日本參謀本部次長川上操六等人以參觀名義刺探、驗證軍事情報。實際上，多年來，日本軍方情報機構和“樂善堂”等民間秘密組織相互勾連，在華活動猖獗，而清王朝卻無有效應對之策。在處理日本間諜的問題上，李鴻章等人擔心引起外交爭端，態度曖昧。加上清政府吏治腐敗、賄賂成風，日本間諜活動仍肆無忌憚。此外，1894年6月，日本陸奧外相故意給駐日公使汪鳳藻遞交一份用中文書寫的文書，以“釣魚”手法成功破解清朝駐日公使館與總理衙門之間的往來密電。而清王朝毫無警惕性，自信滿滿，一直沒有更換密碼，致使日方全盤掌握清政府的戰略意圖。這無疑成為清王朝情報工作的最大敗筆。

當然，在中日甲午戰爭之前，清王朝對日情報工作也并非一無是處。面對日本出兵臺灣、吞并琉球、劍指朝鮮的凌厲攻勢，清王朝開始注意收集有關日本國情、軍事地理、武器裝備等方面的情報，為推動海防建設提供了部分依據。但由于情報制度松散、情報觀念落后、資金投入不足、情報反應遲緩，清王朝對日情報工作整體而言可謂千瘡百孔，對日情報工作始終未能上升為國家戰略，無法從根本上抵御或反制日本的情報攻勢。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決策層對日本發動侵略戰爭可能性的判斷以及對日防御方針的制定。而這種落差也似乎注定了戰爭的結局及其后中日兩國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