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戰爭結束迄今已半個多世紀了。美國人在這場戰爭之前，經歷了席卷全球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其后又經歷了越南戰爭的洗禮，因此他們常將朝鮮戰爭稱之為一場“被遺忘的戰爭”。

但五十多年來，政治家、軍事家和研究者并未遺忘這場戰爭，各國陸續解密的檔案成為研究朝鮮戰爭的重要文獻。美國國家檔案館作為保管聯邦政府檔案的重要機構，保存了大量關于朝鮮戰爭期間的檔案。數年來，隨著該館對朝鮮戰爭檔案的解密，越來越多的秘密被人們發現。

2008年5月至6月，美國國家檔案館公布了一批解密檔案，這批檔案記載了1950年戰爭爆發之初韓國軍方和警方如何對左翼人士及其同情者進行大規模屠殺的事實，被殺害的人數可能高達10萬之眾。2008年，韓國一直在挖掘遇害者遺骸，調查事件真相。

臺風掀開墓葬坑

這批解密檔案顯示，在1950年6月朝鮮軍隊大舉南下之際，韓國軍隊和警方，將大量犯人(其中許多為婦女和兒童)迅速地分批集中處決，拋尸于臨時挖成的坑中和廢棄的礦井中，大多數被害者都沒有經過審判程序。在此過程中，美國人不但坐視不管，反而在事后幫韓國掩蓋罪行。

戰后，反共的政府長期統治韓國，一直試圖掩蓋它犯下的屠殺暴行。直到上世紀80年代，韓國開始了民主化進程，這才為最終解決這樁歷史懸案提供了政治契機。2002年，一場臺風橫掃韓國，將一個埋有眾多遇難者遺骨的墓葬坑掀開;一家電視臺在一個封閉礦井內發現了被草草掩埋的大量遇難者遺骸;美國方面解密的檔案則為韓國人挖掘歷史提供了數量空前的信息保證。

2005年，時任總統的盧武鉉成立了“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在全國范圍對朝鮮南方和北方的戰時恐怖行為展開了調查，三年來取得了很大進展。“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在其官方網站上稱，僅對全國150個屠殺掩埋地中的4個進行挖掘后，就清理出400多具凌亂堆疊的遇難者遺骸，骷髏的顱骨上彈孔明晰可辨，遺骸的手部還綁著銹跡斑斑的鐵絲。委員會經過大量認真細致的工作，將檔案文件與目擊者和幸存者的證詞相匹配，已經正式確認了兩個大型處決場——分別是韓國中部的清原和東南海岸的蔚山。

美聯社在一篇報道中坦承，由于政府長期刻意地掩蓋，即使是受過良好教育的韓國人對這段往事也知之甚少。上世紀80年代末，資深朝鮮戰爭學者、延世大學教授樸明林從民間艱難地了解到這段塵封歷史的時候，不禁大為感慨：“我哭了，天哪，這是我的祖國么？這是真的么？”

是的，這是一段血腥的歷史，一個民族因意識形態而對立而分裂而相互殺戮。

屠殺——從戰前開始

二次世界大戰后，朝鮮南北方分別被美國和蘇聯占領，從此半島陷入分裂。此后南北雙方在冷戰加劇的國際形勢下，意識形態上的糾紛日益嚴重。1948年，李承晚在韓國執政后，更是對所有左翼黨派和團體的政治活動進行壓制，將3萬左翼人士抓入監獄。

在朝鮮戰爭爆發前，韓國政府開始對左翼人士及其親屬的殺戮。我國知名朝鮮戰爭研究專家沈志華編纂的《朝鮮戰爭：俄國檔案文件》中，記載了這些慘劇：“在奉化郡肅青面奔清里，僅僅是因為游擊隊曾經過該村，就有20多人被同時槍殺。在永東郡的許古屯，因為村民有民主主義情緒，村中200家人中就有200多人被槍殺。這種大規模屠殺的例子非常多，游擊隊員樸炳都有18個親屬被殺害。在永東郡，我們游擊隊員的所有親屬，包括堂表兄弟在內，都被殺害了。”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北方軍隊勢如破竹攻入南方，李承晚的部隊一觸即潰。次年起接任麥克阿瑟擔任“聯合國軍”總司令的馬修·李奇微在自己所著《朝鮮戰爭—李奇微回憶錄》中這樣描述了戰爭爆發時的態勢：“北朝鮮人民軍不僅為這次進攻作了充分的準備，而且還擬制了詳細周密的計劃，甚至連派某些部隊混雜在難民之中潛入南朝鮮境內、破壞交通、散布恐怖言論以及摧毀堅固工事等問題都考慮到了。”這些潛入南方的北方秘密力量給韓國方面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和軍事壓力，為后來韓國軍方進一步捕殺左翼勢力提供了部分口實。

3天后，北方軍隊就占領了韓國首都漢城(今首爾)，釋放了漢城監獄中的囚犯，其中有數千人加入了北方軍隊。消息傳來，潰退中的韓國政府更加驚惶。由于擔心左翼政治力量加入敵方陣營，韓國政府決定 “國家教導團”(韓國政府之前成立的對左翼人士進行教育和管理的專門機構)控制的左翼人士由警察系統來看管，并開始準備大肆屠殺。

美國國家檔案館一份長達78頁的材料記錄了當時美軍顧問艾默里奇中校從韓國的金鐘元上校處了解到的情況， 金鐘元被告知一旦北方軍隊到達釜山外圍，他就可以打開監獄大門，用機槍對犯人進行掃射。這是這批解密檔案中發現的第一份美軍認可此類屠殺行為的文件。

于是，大規模的屠殺，開始了。

鏡頭中的人間地獄

漢城南部90英里處的山谷是個狹窄而安靜的地方。然而，1950年7月的幾天里，鮮血和槍聲是這片寧靜之地的主旋律。成卡車的共產黨員被從大田監獄運到這里，走向生命的終點。一些美軍軍官前往觀看了被稱之為“宰火雞”的血腥場面，并拍下了許多駭人的屠殺鏡頭。

在山谷里，被反綁雙手身穿白衣的犯人們，順從地彎著腰，面向土溝擠在一起。韓國軍警走到囚犯們身后，朝他們腦后開槍，尸體就勢滾入溝中。一位現年83歲的李姓警察參加了當年的行刑，至今仍對扣動扳機“心懷罪感”。他回憶說：“許多犯人是普通罪犯，還有被誘捕來的不識字的農民，他們本不該死，他們對共產主義一無所知。”現場的警察們有的從未殺過人，拿槍的手發抖，以致沒有射中要害，有些犯人只是受了傷。但警察們最后受命不留活口，還活著的犯人遭到再次槍殺。

在這里被殺害的犯人多達3000-7000人，尸體疊著尸體，堆滿了六條溝，延伸至1英里外。填滿死者的大坑很快被掩埋了。在以后的歲月里，這些大坑連同半島上其它屠殺現場一起進入歷史的深坑，被人“遺忘”了。

在美國非官方文件中也有其他屠殺場景的描述。曾任美國空軍情報官員的唐納德·尼克爾斯在1981年自行出版的一本論文集中隱晦地提到，他目睹了漢城南部20英里處水原地區約1800名韓國犯人被屠殺的事件。

1950年8月2日，一份獲取自北方軍隊的文件與唐納德·尼克爾斯的記錄相互印證。這份已被華盛頓解密的文件述及了在韓國12座城市發生的大屠殺，水原有1000人被殺，大田有4000人被殺。這份早期的朝鮮北方的文件沒有提及當時在邊境地區仍在進行的屠殺，如單在釜山就有1萬多人被殺——這是一位名為Chan hyun的韓國立法人員在1960年經調查得出的結論。在李承晚下臺后，樸正熙軍政府執政前的短短的12個月的民主政府執政期間，他完成了這一調查工作。

據“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歷史學家估算，大約有10萬人被害。這一數字是基于釜山的一個非政府組織的推斷做出的，相比當時韓國2000萬的人口總數，這一比例相當驚人。僅在慶尚南道就有25000人被殺，“國家教導團”中的3萬人大多數也被殺害了。

一位名叫Koh Chung-ryol的57歲的韓國婦女說，她時年29歲的父親在警方大規模的抓捕中被錯抓，之后在Sannae山谷被殺。她說：“父親被殺后，我母親毀掉了父親的所有照片，怕家庭被貼上通共的標簽。母親試圖抹掉關于父親的一切回憶，這種悲痛真是難以言表……”五十余年過去了，很多家庭仍不堪回首那段喪親之痛。

旁觀的美國人

大屠殺的消息被媒體報道后，美國人在一系列屠殺事件中的立場成為人們追問的焦點。在目前解密的檔案中，美國可以用“態度曖昧”來形容。如此重視“民主”和“人權”的美國政府緣何采取旁觀立場呢？這要從美國長期的反共產主義政策說起。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反共意識形態在美國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大為提高，成為二戰后美國政治中的重要內容。蘇聯在東歐主宰地位的強化以及中蘇結盟，進一步增加了美國對共產主義的恐慌。正是在這樣一個歷史時期，為人們所熟知的約瑟夫·麥卡錫成為美國反共政策的急先鋒。麥卡錫在1946年憑借依靠反共觀點當選為參議員，任職期間經常發表攻擊共產黨的演說，譴責總統杜魯門和國務卿馬歇爾對待共產主義的軟弱態度。1950年—1954年，麥卡錫開列黑名單的做法在美國朝野造成一片混亂，包括查理·卓別林和錢學森在內的一批著名人士因此離開美國。就是在這樣一種濃厚的反共氛圍中，美國參加了朝鮮戰爭，這就直接決定了美國對韓國屠殺左翼人士的做法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英國記者阿蘭·威寧頓在1950年夏天跟隨南下的北方軍隊進入屠殺現場，他在報道中寫道：“美國軍官乘數輛吉普車到達現場，監督了屠殺的執行……尸體蒼白的手和腳從泥土中伸出來”。但他在英國《每日工人報》上的報道被美國駐英國大使斥為“杜撰”，當時美國軍事報道把重點集中到了北方軍隊在大田進行的報復性殺戮上。

事實上，美國中央情報局等機構早在威寧頓的報道發出之前，就以“機密件”的形式向國內報告了韓國軍警的屠殺行徑。解密檔案顯示，美國駐韓國大使館的陸軍武官愛德華茲中校將大田監獄屠殺的照片發往華盛頓的軍事情報機構。

文件顯示，1950年8月，“聯合國軍”統帥麥克阿瑟在東京就知道了包括婦女兒童在內的300人在韓國大邱(Daegu)被殺害的消息，一份發自韓國的美軍文件用“慘絕人寰”來形容現場的情景：尸體滾下山谷，數小時后還能聽到一息尚存的人們發出的呻吟。但麥克阿瑟對這個消息無動于衷。后來英國人對韓國人的屠殺行為表示抗議，美國助理國務卿臘斯克敷衍說，“我們在盡全力制止暴行”。但真實的情況卻是，麥克阿瑟視屠殺為“韓國內部事務”，禁止美軍進行干預(1950年12月19日的一份電報)！

因此，“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歷史學家們說：“最重要的是美國人沒有制止屠殺，而且在現場拍照，撰寫報告。”芝加哥大學的朝鮮戰爭歷史學家布魯斯·卡明斯也認為美國對屠殺負有責任：“在數千人遭到屠殺的事實面前，美國不僅無動于衷，而且有意封鎖大田地區的屠殺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