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后，我們又組織了一次偵察掃雷，依舊是無功而返。我們的工作始終沒有進展，艦員們在周而復始的過程中普遍陷入煩躁，開始懷疑掃雷的設備和技術，竟然有陸軍人員脫光了膀子跳下江去摸水雷，在他們看來，像排除地雷那樣親手去挖出水雷，要比依賴機器設備更為可靠，結果可想而知。

1949年6月，逃亡海外的國民黨殘余部隊依托海軍優勢，作出封鎖大陸海區、摧毀大陸經濟的決定，代號“閉港政策”。同年年底，蔣介石提出“攻勢防御”戰略，派遣海軍加緊襲擊長江口船只，掃雷艦在長江口航道布設水雷，并向世界各國宣布，在封鎖海區禁止一切外籍船舶駛入，一切海外商運均予停止。

同時，上海市政府方面也傳來了消息，先后多次收到長江航道船只觸雷炸沉的情報，當地漁民在長江口、圓圓沙、新港、橫沙東北江面也陸續發現有漂雷的蹤跡。長江航道上的水雷嚴重地威脅到過往的船只安全，堵塞了海上航運，造成上海市民心理上極大的恐慌。

對于打通長江航道這個問題，黨中央、周恩來總理都很重視，周恩來總理指示：“要求海軍迅速組織力量，清掃水雷，打通長江口航道，掃蕩蘇浙沿海沿海殘敵，在舟山建立海軍集地，加強戰備，隨時準備應付帝國主義可能擴大的戰爭。”時任華東軍區司令員兼上海市市長的陳毅同志親自下令：為了粉碎敵人的陰謀，保證長江口航道安全暢通，務必盡快把敵人布在長江口的水雷清除掉！這個重要任務下達給了剛組建不久的華東軍區海軍。

1949年12月初，華東軍區海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張愛萍同志，把我和另外幾個同志叫去，要求我牽頭，組建成立掃雷大隊，并抓緊做好掃雷的各項準備工作。

接下組建掃雷大隊的命令后，我們幾個人非常激動，回到教導師就開始行動起來：從教導師3團和偵查營抽調150名干部戰士，從原國民黨海軍起義人員和招商船上選調部分技術骨干，從新參軍的同志中要來一批知識青年，并聘請了兩個蘇聯專家。當我們所有人員到位之后，1950年3月29日這一天，新中國第一支掃雷艦大隊就這樣正式成立了。

接下來，就是解決掃雷艦和掃雷器材的問題，我們經過對到手水雷解剖，基本確定了雷型使用什么樣的掃雷器材，暫時沒有掃雷艦，我就想出個用步兵登陸艦代替的辦法。這種登陸艦在噸位上比坦克登陸艦要小，比登陸艇又大，馬力與掃雷艦相似，可以保證速度與拖帶，最主要的是艦底平坦，吃水淺，掃雷作業時可以減小觸雷爆炸的危險。

張愛萍將軍聽取了我的建議，馬上組織人員駕艦到江面進行實驗。一試，還真的成功了。于是立刻調撥“古田”、“周村”、“張店”、“棗莊”4艘同類型步兵登陸艦，由江南造船廠負責設計改裝。

在掃雷裝備暫時還沒有改裝完成的情況下，我建議先進行一次探測性掃雷，調查長江口水域水上、水下的情況，探明雷區，同時邊摸索，邊總結，鍛煉提高艦員的掃雷技術，適應實戰要求，為下一步正式掃雷作準備。

張愛萍將軍再一次采納了我的的建議，對原掃雷方案進行了調整。一支掃雷編隊迅速成型，包括1艘4000噸級的大型坦克登陸艦作為水上指揮基地，配備10艘S型登陸艇實施掃雷。

1950年6月19日，一個陰晦的早晨，江面細雨紛紛，掃雷編隊貼著岸邊一側緩緩出發，駛出吳淞口。我帶著新編進大隊的10艘25噸的登陸艇，以三角拖帶隊形駛進了長江南航道，開始進行實地偵察掃雷。

一個來回，兩個來回......1個小時，兩個小時，竟然不見一顆水雷！我用望遠鏡里監視前方的江面，無線電天線在猛烈的江風中發出尖厲呼嘯。江面上冷冷清清，只有一些小船在漂泊，遠些的地方，航道上已經先后有3艘巨輪觸雷沉沒。

臨近黃昏，一艘巴拿馬籍的商船“伏虎”號，載著貨物在離我們不遠的地方小心翼翼地航行著。突然，一聲巨響，江面上飛濺起幾十米高的水柱，它觸雷了！我立即命令部隊停止掃雷、搶救商船。官兵紛紛向落水商船船員扔救生圈，有的干脆跳下江去救人。人是救上來了，可是我們的心卻像灌了鉛一樣的沉重。

幾天后，我們又組織了一次偵察掃雷，依舊是無功而返。我們的工作始終沒有進展，艦員們在周而復始的過程中普遍陷入煩躁，開始懷疑掃雷的設備和技術，竟然有陸軍人員脫光了膀子跳下江去摸水雷，在他們看來，像排除地雷那樣親手去挖出水雷，要比依賴機器設備更為可靠，結果可想而知。

掃雷作業已經進行了10與天，正像我所擔心，帶出來的掃雷索陸續崩斷3根，唯一的收獲就的撈出一塊飛機殘骸，割刀損傷證明，曾經多次接觸到水雷鋼索，皆因刀具不是特種鋼材制造，導致雷索沒割斷，掃雷索反遭折毀，反彈回甲板，打斷了一位艦員的腿，險些出人命。讓我苦笑不得的還有這些登陸艇雖然都是25噸級，外表相同，卻產自不同年代，性能、動力多有差異，在統一號令下永遠不能協調一致，不是你快，就是我慢，掃雷現場就像拔河運動運動會。

此后不久，長江口航道又連續發生4艘輪船觸雷被炸事件：6月25日僑商“香山”輪船觸雷炸沉;7月24日民船“新寧”號觸雷炸沉;8月16日英商一艘約3000噸的“濟南”號輪船觸雷炸傷;8月21日又有一艘民船觸雷炸沉。這5起船只觸雷被炸事件，震驚了黨中央、周總理，我們的壓力更大了，要掃除長江口水雷的決心也更大了，熱情也更高了。

這樣，探雷行動第一步驟在半個月之后匆匆結束。我和大隊其他領導反復研究掃雷失敗的原因，張愛萍司令員也參加了我們的“諸葛亮會”，分析總結失敗的原因有三條：一是長江口風大浪高水急，我們25噸的小艇像片樹葉，難以進行掃雷作業;二是沒有適合掃雷用的掃雷具，我們用的掃雷具是自己做的，太細，拉不動水雷，4條掃雷索斷了3條，也沒把水雷掃上來;三是缺少技術指導和掃雷經驗，我們憑著革命熱情和剛剛學來的那么一點技術知識，對掃雷原理缺乏理解。司令員對我們分析的原因表示認可，他給我們從失敗中提了三意見：一是熟悉了航道和雷區;二是有了組織掃雷的實際鍛煉;三是打消了一些同志怕風浪、怕嘔吐、怕危險的思想顧慮。對第一次掃雷失敗的情況，華東軍區海軍專門向周總理做了匯報。

9月11日，華東軍區海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張愛萍、副司令員林遵和袁也烈、副政治委員趙啟民聯名簽署掃雷命令，要求我們于9月16日開始，至10月1日國慶一周年前，必須掃除長江航道中的水雷，打通長江航道。

我接到命令，緊急召集部下研究方案，加快準備速度，對于已經查明的沉船、暗礁設置了標志。吸取了上次的教訓，充實器材設備，安排測量技師和氣象潮汐研究員隨艦指導，切實做到，兵馬未動，糧草先行。空軍也加入進來，加強對長江口的巡防。上海航政局和水上公安局發出布告，掃雷作業期間禁止國內外各種船只航行。同時地方有關部門給予大力支持，提供潮汐氣象資料，印制了長江口水文數據詳細的雷區海圖。上海的幾家造船廠也給了我們很大的支持，派出最優秀的技術工人幫我們抓緊改裝“古田”、“棗莊”、“周村”、“張店”等4艘300噸的掃雷艦，“秋風”號用來設置浮標，從蘇聯調運來的10具掃雷具順利安裝上5艘大的掃雷艦上。

張愛萍將軍感覺到海軍領導機關放在南京對指揮戰場不利，干脆把司、政機構搬進上海坐陣指揮。為確保掃雷任務順利完成，9月10日，他先以20艘艦艇封鎖全部水域，對長江口內外，包括佘山、崇明島進行了水陸清剿。

9月22日，我們再次進入長江口南航道，開始第二次掃雷作戰，從華東軍區海軍調來的“中”字號111艦作指揮艦，“古田”等4艘改裝掃雷艦擔負掃雷作業，3艘25噸級登陸艇和1艘炮艇擔負通訊聯絡和爆破救護任務，吳淞要塞巡防大隊、舟山巡防大隊也由我們統一指揮，擔負長江口的警戒掩護和交通救護任務。

由于有了第一次探掃作為鋪墊，掃雷編隊直接抵達長江口南航道中圓圓沙燈船至九段沙燈標之間的雷區。我們按照從國民黨軍收集來的情報，雷區被分為甲、乙、丙、丁4個區域，編隊進入雷區后，我一聲喝令，各艦桅桿升起“實施掃雷”信號旗，采用單艦往返式梯形掃雷隊形展開，雷索定深6、7米。一時間江面馬達轟隆，絞車輾轉、紅色魚形浮標掃雷器墜入江心，浮標若巨鯨出水般壯觀。

4艘掃雷艦同時使用蘇制MT-3型掃雷具，定深6至7米，以梯形編隊駛進甲、乙區段。幾天過去了，編隊來來回回把甲、乙兩區段檢掃了好幾遍，卻不見一顆水雷。掃雷作業是白天出動，晚上在雷區邊拋錨休息。最初幾天，掃雷艦早起晚歸，仍然一無所獲，我眼里布滿了血絲，眼看著時間一天天過去，心里比誰都焦慮。

官兵重新檢查掃雷具，沒發現問題，定深也符合要求，怎么就掃不到水雷呢？9月24日中午，已經過了吃午飯的時間，我仍然在指揮臺上瞪大眼睛注視江面。

任務萬分焦急，張愛萍司令索性住到吳淞軍港作戰指揮室指揮，他用報話機直接和我對話：“‘黃河’，我是‘長江’，不要氣餒，疏開隊形，把乙區段再檢掃一遍！”

“‘黃河’明白，堅決執行！”我立刻向司令員回話。

當天中午，我對部隊再次做了簡短動員，指揮4艘掃雷艦，間距拉開一倍，重新駛進乙區段。下午一點鐘左右，“周村”艦的掃雷索猛地抖動了一下，剎那間，一個黑乎乎的鐵家伙浮出了江面。

“水雷！”不知是誰第一個喊了起來。

“是水雷！是水雷！”許多人大聲喊了起來。

我拿起望遠鏡一看，果然是一顆水雷。

我迫不及待地拿起報話機，急切地報告：“‘長江’、‘長江’，我是‘黃河’，我現在報告，我們掃到一顆水雷啦！”

報話機里立即傳來張愛萍司令員興奮地回話：“‘黃河’，我代表華東軍區海軍黨委和全體官兵向你們表示熱烈的祝賀！希望你們再接再厲，務必掃清長江口的所有水雷！”

掃到一顆水雷的戰果，毫無疑問，這極大地鼓舞了掃雷艦大隊官兵的斗志，在做了認真的小結以后，我們又駕艦駛向丙區段和丁區段。

截止1950年10月14日，幾乎每天都有好消息傳出，我們共掃出敵人布設的水雷10多顆，除留了幾個供拆卸研究外，其余都在現場進行了爆炸銷毀。10月底，經華東軍區海軍檢查確認，敵人布設在從吳淞口至長江口90公里茫茫水下的水雷已經全部被我們清掃干凈，我們勝利圓滿地完成了黨和人民交給我們的掃雷任務，打通了長江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