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玉祥先生是中國近、現代史上有重大影響的軍事家和政治家。他的一生，留下了許多頗富傳奇色彩的故事，他在三、四十年代曾五次寫過遺囑。

1932年1月28日，淞滬抗戰爆發，蔣介石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3月24日，馮玉祥懷著對國民黨政府的不滿和失望退隱泰山，5月5日，上海停戰協定正式簽字。馮玉祥堅決揭露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罪行，感到有生命危險，特于6月14日寫好遺囑，史稱“泰山遺囑(一)”，主要內容如下：

“我是當兵出身，我是窮小子出身，我是工農的子弟出身。我是為大多數工農群眾謀最大幸福的，我是為民族求獨立解放的。凡是有此決心而實行的，都是我的好朋友，好同志，凡是真能鏟除一切不平等的，都是我的同路人。凡是為自己打算而自私自利的，即是我的仇敵，至于我的子女一切，我亦不問，任他們去自由發展。現有的一點錢，均歸李德全自活即可以了。我的尸首最好是焚化了，不論埋在何處均可。我是研究唯物史觀的，甚么鬼神我全不信，萬不可以什么宗教形式來葬我。此囑。”

1933年11月20日，李濟深、陳銘樞等在福建發生政變，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馮玉祥極力支持他們的反蔣抗日斗爭，不久，福建政府遭到蔣介石軍事鎮壓而失敗。馮玉祥預感到形勢不妙，遂于1933年11月29日立下遺囑，史稱“泰山遺囑(二)”。其內容為：

“我父親、母親的墳在峪道河。我死了亦埋在他們的附近，常常在一起，我平安也。大兒、大女均已成人，不必說了。二兒、二女如能大學畢業更好。三女、四女以下的小孩們，以學工學農為本，不可只讀書。我若是即刻為國家，為革命死了，我身后沒有事可辦，沒有家可分，即照我寫的這幾句話即可以了。峪道河的房地如何？就歸本地，加個學校最好。船板胡同的房子如何？就送給大嫂子可也。濟寧之七十畝左右如何？就歸游家一些小孩子們可也。保定西北城角之五畝如何？就歸洪志看著不動可也。其余沒有多少，就都歸德全辦理了。”

1936年11月23日，沈均儒等七君子因宣傳抗日被捕入獄。宋慶齡、馮玉祥等竭力營救。12月1日，馮玉祥寫下了以堅決主張抗日和促進國家富強、民族進步為主要內容的遺囑，史稱“南京遺囑(一)”。其主要內容是：

“一、國家到這步田地，只有抗日到底，方能闖過此極劫運。二、要實行抗日，必須聯絡俄、英、法、美，如不注重外交是極大錯誤。三、不破除迷信，國家必亡。四、不大開煤、鐵等礦，決不能轉弱為強。五、不大修鐵路，國家永久不能文明。六、不大興科學，民族必永遠落伍，必定到極可憐的地位。”

“七七”事變前夕，馮玉樣在南京積極從事抗日救國活動，隨時準備為國獻身，1937年7月1日，他又一次立下遺囑，史稱“南京遺囑(二)”。其內容為：

“(一)非抗日不能救國;(二)要抗日須得民心軍心;(三)為抗日須找專家;(四)貧苦大眾是國家的根基;(五)所得稅遺產稅必收，以速供國防用。”

抗戰勝利后，馮玉祥堅決反對蔣介石的獨裁內戰政策。馮、蔣矛盾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馮被迫于1946年9月出使美國。不久，內戰爆發，馮在美國發表演講，揭露痛斥美蔣互相勾結殺害中國人的反動罪行。1948年初，蔣介石開除了他的黨籍，斷絕了經濟來源，吊銷了他的護照，并派出很多特務，用卑鄙的手段對付他。面對蔣的淫威，馮全然不懼，于1948年2月10日寫下最后一份遺囑，史稱“紐約遺囑”。其主要內容是：

“一、孫中山先生之遺教，如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文件，是我的朋友們的方針。二、革命委員會的宣言和毛澤東先生、民盟的最近宣言，同志們應作為指針。三、要確信反帝國主義、反封建、反內戰、反饑餓是我們的目標，并且是一定成功。四、蔣是封建頭子，帝國主義之狗，非鏟凈不可。五、我沒有什么東西，有幾間房子，都交李德全夫人。六、我死后，最好焚成灰，扔到太平洋。如果國內民主和平，真的聯合政府成立了，那還是埋深六尺種樹，不把我的肥料白白的完了，將來樹長成，好給學校和圖書館做桌椅用”。七、至于我的幾個孩子，雖然還有未畢業的，只要他們能自愛，有雙手，就不會餓死。以上這預備被人打死的遺囑寫完，還要加上一句。假如我死不了，民主的真聯合政府成立，我決不擔任政府任何職務，我只愿意住在國外，寫我的生活，免得別人以為我是為作什么官打獨裁的。”

1948年7月31日，在中共的周密安排和前蘇聯駐美大使潘又新的協助下，馮玉祥離美回國。9月1日，因船失火而不幸遇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