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的武昌首義推倒清王朝的專制統治，開辟了一個全新的時代即民國時代。讓位于袁世凱的孫中山，本想專心致志于實業建設，豈料中國旋即陷入武人亂政、舊官僚橫行霸道之局面。民國建立十年有余，包括孫中山在內的國人常有“民初不如晚清”之慨嘆。這就要求國人必須面對和思考辛亥革命成敗的問題。作為民國締造者的孫中山，首負其責，對革命建國受挫的原因進行了反省。

“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說之毒害

在孫中山看來，經過他長期的努力，已能“鼓動風潮，造成時勢”，再加上“全國人心之傾向，仁人志士之贊襄，乃得推覆專制，創建共和”。本以為，“從此繼進，實行革命黨所抱持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與夫《革命方略》所規定之種種建設宏模”。不料，“黨人即起異議”，說他“所主張者理想太高，不適中國之用”。此議“一時風靡，同志之士亦悉惑焉”。這就是“革命之建設所以無成，而破壞之后國事更因之以日非”的表面原因。其后果則是“去一滿洲之專制，轉生出無數強盜之專制，其為毒之烈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

至于深層原因，孫中山認為領導個人與革命同志均有責任。但從他的分析來看，革命同志的責任尤大。為何如此？“非盡關乎功成利達而移心，實多以思想錯誤而懈志也。”究竟是什么“思想錯誤”導致革命同志懈志殆氣？“即‘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之說也”。該錯誤思想源遠流長、影響至深，“始于傅說對武丁之言，由是數千年來深中于中國之人心，已成牢不可破矣”，以致“建設計畫，一一皆為此說所打消”。孫中山提出“行易知難”說，冀圖以此破國民“心理之大敵”即“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從而“出國人之思想于迷津”，真正信仰其說，從而“萬眾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文明優秀之民族，應世界之潮流，而建設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樂之國家，為民所有、為民所治、為民所享者也”。其自信、樂觀溢于言表。

孫中山為了使國民尤其是革命同志信服他所主張的“行易知難”說，分別以飲食、用錢、作文、建屋、造船、筑城、開河、電學、化學、進化等事予以佐證，這樣就可從根本上推翻“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說。如此不厭其煩的論證能否推翻“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說，可以存而不論，然而他的動機是值得欽佩的：“蓋以此為救中國必由之道也。”至于說“中國近代之積弱不振、奄奄待斃者，實為‘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一說誤之”，以及自信“能知必能行”，委實值得商榷。

“革命軍起，革命黨消”輿論之影響

孫中山為北伐戰爭進行了積極的宣傳。在梧州面對國民黨員時，他提出了如下問題：“當初革命目的本欲將國家政治改良，現在民國已經成立十年，試問十年來革命事業曾做了幾件？”他的看法是：“實則革命主義未行，革命目的亦未達到。”到底是何緣故造成的？孫中山認為是“因中國人思想幼稚，見革命初次成功之時，轟轟烈烈，咸以為革命宗旨甚易達到。”把革命任務之達成視為輕而易舉的事。實則“早有一班滿清官僚及武人投誠入黨，入黨之后將活動于政治的少數革命黨盡數傾陷”。更有甚者，“那班官僚又乘勢造成一種假輿論，謂‘革命軍起，革命黨消’，當時的黨員咸誤信之，不知‘革命軍起，革命黨消’實系官僚所假造的”。這種輿論使得“辛亥革命成功之后，而革命黨名義取消，中華民國即為官僚武人所摧殘。十年來名雖民國，實為官僚國，革命主義未行，革命目的未達，僅有民國之名，而無民國之實，及后卒至釀成袁世凱帝制自為、宣統復辟、武人專政種種惡現象”。

從孫中山的分析來看，要對付反革命就必須使自己強大起來，要建造新國家就必須有具有革命精神的黨和軍隊。而要使國民黨和革命軍奮斗的目標一致，黨自己必須牢牢地掌握軍隊，也就是他說的：“黨之基礎何在？在于軍隊。”還以俄國為例：“設無此龐大之黨軍，蘇俄之勢力必無今日之盛。”正是由于當時的革命黨并未完全駕馭軍隊，民國建造這一問題還有待繼續解決，所以以前主張“以黨治國”在當時“還是太早。此刻的國家還是大亂，社會還是退步，所以革命黨的責任還是要先建國，尚未到治國”。要完成建國這個任務，他認為必須著手進行兩件事：“第一件是改組國民黨，要把國民黨再來組織成一個有力量、有具體的政黨;第二件就是用政黨的力量去改造國家。”換言之，在“以黨治國”之前，必須致力于“以黨建國”之重任。

各自為戰，疏于組織和紀律

在1924年1月召開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開會詞中，孫中山分析了辛亥革命后革命受挫之最大的原因。他認為革命沒有成功的最大的原因，“不知道革命何時可以成功，并不想到成功以后究竟用一個什么通盤計畫去建設國家，只由各人的良心所驅使，不管成敗，各憑各的力量去為國奮斗，推翻滿清。這種奮斗，所謂各自為戰，沒有集合，沒有紀律”。實事求是地說，辛亥革命之前已經有“通盤計畫”，這就是1908年改訂的《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他的這種看法，只能說明革命的“計畫”沒有很好地宣傳或者說不為諸多同志接受。這種各自為戰的奮斗，一方面是由于武昌首義成功之太過突然，另一方面確實如孫中山說的是“沒有集合，沒有紀律”。

革命黨沒有集合，沒有紀律，其后果就是全黨的團結力非常渙散，反映的問題正是孫中山說的“黨中缺乏組織”。為何革命黨缺乏組織？他認為是“由于當日革命黨人多屬留學生，自由平等之見深入腦中，以為黨員當絕對自由，一切聯絡維系之法棄而不講，其缺點即在于此”。革命黨的組織渙散、紀律性差，正是由于“個人有自由，則團體無自由故也”。今后要解決這個問題，“當犧牲個人之自由，以蘄國家之安全、黨務之發展”。

偏于軍隊奮斗，疏于主義宣傳

孫中山在廣州大本營進行國民黨改組的動員演說中，回顧并分析黨的奮斗史：“吾黨革命未成功以前，黨人多肯奮斗，及成功后則遽行停止，轉而全靠軍隊來奮斗。”根據俄國革命的經驗來看，“黨人奮斗始能為最后成功”。所謂“黨人奮斗”，是指“黨員能為主義的奮斗”。再看中國，“今日有民國之名而仍然失敗者，何以故？則由于黨人不為主義奮斗之故”。在這里，孫中山詳細分析“軍隊奮斗”的特點以及將其改造的問題。所謂“軍隊奮斗”，“系為升官發財起見，非如昔日黨員專為主義的奮斗也”。所以希望“靠今日之軍隊單獨以達革命之成功，則希望甚微”。

孫中山之所以認為單靠軍隊奮斗不能使革命完全成功，是因為他明確認識到：“建國方法有二，一曰軍隊之力量，二曰主義之力量。”兩者的效力是不一樣的：“槍炮能有效力者，因其能殺人，故大軍一到，敵人即服。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則與之相反，其效力為生人。”既如此，革命為何要用軍隊呢？他如是解釋說：“革命是救人的事，戰爭則為殺人的事;軍隊奮斗是出而殺人，黨員奮斗是出而救人。然革命須用軍隊之故，乃以之為手段，以殺人為救人。”由此可見，黨員奮斗是居于主導地位的。

黨員奮斗的效力之所以異于軍隊奮斗，關鍵在于“吾黨員奮斗之武器，則三民主義、五權憲法是也”。黨員要掌握此武器，“必須自己先受訓練，然后出而能感化他人”。也就是說，黨員自己必須理解并信奉“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然后以此為宣傳之內容，使之曉喻軍隊，曉喻多數人。正如孫中山指出的那樣：“茍我黨員能盡其聰明能力，說之使明，則當無不受其感化者。大眾能想出良法，使多數人明了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則可不待軍力革命而亦告成功。”就目前來看，宣傳主義就成為第一要務，“為此之故，我黨須每日均學習宣傳方法，時時訓練，訓練成熟，然后能戰勝一切”。

對于“宣傳”的巨大功效，孫中山是信服無疑的。不過，有一點需要指出，宣傳的內容對宣傳的效果也會起到制約作用。孫中山一直把“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作為其最重要的內容。為了保證該內容的權威性，他提出了兩點要求：一是不能懷疑，“須知政黨以主義而成立，黨中主義，無論是總理與黨員均須絕對服從，不能稍有一點懷疑”;二是必須依從他的解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本為吾之所倡始所發明，其解釋須一依我之解釋，然后方不至誤解誤講”。

農民未被動員組織

早年的孫中山，雖然認識到，“夫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不足食胡以養民？不養民胡以立國？是在先養而后教，此農政之興尤為今日之急務也”，但是，權貴們根本無暇理會他的“為生民請命”之義舉，晚清中國面臨的情勢正如孫中山自己所描述的那樣：“上則因循茍且，粉飾虛張;下則蒙昧無知，鮮能遠慮。堂堂華國，不齒于列邦;濟濟衣冠，被輕于異族。”有心之人“不禁大聲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廈之將傾”，改變中國乃至自身命運的革命風潮隨之而起。他又豈能置身事外？因此，要改變中國農民生存狀態的良苦用心只好束之高閣。

孫中山再次注意農民問題，應是在1924年國民黨改組后。由他批準施行的《農民協會章程》的序言中這樣寫道：“農民協會為本三民主義解放勞動階級之志意，合全國受壓迫之貧苦農民而組織之。其目的在謀農民之自衛，并實行改良農村組織，增進農人生活。”在廣州與蘇聯顧問的談話中，他明確提出中國的革命要依靠農民。他說：“對于中國革命，我向來認為，中國強大的民族革命運動和擺脫外國帝國主義壓迫的斗爭，應當靠廣大的人民群眾去進行，首先是依靠農民。”所謂的“向來認為”未必可信，不過他確實希望更多的中國人加入到革命隊伍中來，也很早就關注到中國的農民問題。但是，正如他自己承認的那樣，“迄今我和國民黨都還沒有能夠同農民建立聯系，這是國民運動中的一大疏忽”。其“主要原因在于本黨黨員的成分”。具體而言，“我本人是資產階級出身，我們黨的多數黨員是學生、城市知識分子，在一定程度上是些商人。所以我們沒有合適的人去深入農村并在那里扎根”。

不管農民是否愿意加入到國民革命的陣營中來，但是孫中山確實意識到這是一股必須動員起來作為革命的基礎的不可忽視的力量：“農民是我們中國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數，如果農民不參加來革命，就是我們革命沒有基礎。國民黨這次改組，要加入農民運動，就是要農民來做基礎。要農民來做本黨革命的基礎，就是大家的責任。”從對革命成功的莫大渴望來看，他是急切地希望農民在最快的時間內覺悟并被組織起來。基于革命根據地廣東實際上掌握在陳炯明手中，孫中山不得不應付與之的關系，這種渴望隨時都會變為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