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說：“西洋留學生與本國思想界發生影響者，復其首也。”

蔡元培說：“五十年來介紹西洋哲學的，要推侯官嚴復為第一。”

胡適說：“嚴復是介紹近世思想的第一人。”

李克強總理也曾說：“每個中國人都應該記住嚴復。”

作為我國近代著名學者，杰出的翻譯家、教育家，嚴復畢生致力于傳播西方先進的思想文化。他翻譯的《天演論》曾在20世紀初風行一時，其中的名句“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至今仍在傳誦。

可以說，嚴復是把資本主義的經典著作系統地介紹到中國來的第一人。在當時復雜多變的社會環境下，嚴復憑借“翻譯”這一“武器”，詮釋了那一代學者的命運與擔當。

1854年，嚴復出生在今天福建的一個中醫世家，因父親早逝，他13歲便進入福州船政學堂學習，除學習傳統封建典籍和英文外，還攻讀數學、物理學、天文學等課程。四年后，成為該學堂第一屆畢業生。

23歲時，嚴復被清政府派赴英國皇家海軍學院學習海軍，期間潛心研讀了很多西方著作，為后來的翻譯工作打下基礎。學成回國后，在福州船政學堂和天津北洋水師學堂任教習和總辦，黎元洪曾是他的學生。

甲午中日戰爭爆發后，空前的民族危機令嚴復深受震撼，他開始大力推廣西學，在天津報刊上發表多篇文章。他主張變法維新，還創辦了《國聞報》，并在報上首次發表《天演論》，第一次把進化論介紹到中國來，將人們的視角引向了不同的文化領域。同時，他還建立了中國最早的俄語學校——俄文館，并資助梁啟超在上海創辦《時務報》。

自1895年起，嚴復除了擔任編譯局總辦、審定名詞館總纂等職務外，就主要從事翻譯工作。精通英文的他，20年間共翻譯了11部西方經典名著，這些著作主要收集在《嚴譯名著叢刊》中。經他翻譯的“西學”，主要宣傳天賦人權和白由博愛，這在當時的中國思想界引起了扳聾發績的啟蒙作用。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曾在1898年提出：“譯事三難：信、達、雅。” “信”是忠實， “達”是通順，“雅”是爾雅，翻譯首先要求忠實原文，其次要求流暢順達， 最后力求美好典雅。

這是中國翻譯史上首次提出的系統標準，意義尤為重大。在他之前，翻譯西書的人都沒有討論到這個問題。嚴復首先提出了這三個標準，對后來譯書的人影響深遠。這項標準一個多世紀以來仍被翻譯界視為圭臬。

但在當時，也有些學者對嚴復的文言文譯文也頗有微詞，認為嚴復自己就未必能真正做到“信、達、雅”。不過，嚴復的譯書都是他自己精心研究的，凡與原書有關系的著作，他都涉獵過，并都能在所譯作品的按語中旁征博引和詳明解說。如在《天演論》的按語里就簡要介紹過達爾文的《物種原始》、斯賓塞的《綜合哲學》和馬爾薩斯的《人口論》，還提到了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等人的學說。

事實證明，他的譯文不僅爾雅，而且具有文學價值。

嚴復和北京有著不解之緣。辛亥革命爆發后，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因為他與嚴復在天津時是密友，于是任命嚴復為京師大學堂總監督。1912年5月，京師大學堂改名為北京大學，嚴復成為了北大第一任校長。雖然嚴復主事北大只有八個月的時間，但其間他做了兩件意義深遠的大事。

一是主持了北大的改革，歸并了科目;規定在校教員必須專職教學，不得在政府內兼職;開設外語課程并開設介紹西方資產階級文化思想的課程。

二是頂住了停辦北大的壓力。當時學校數月領不到經費，辦學情況岌岌可危，嚴復一方面幾處借款，另一方面上書議會，反對財政部為了解決財政危機而緊縮辦學。正是有了嚴復的多項措施，正常的教學工作才得以保證。

1920年，嚴復因哮喘病久治無效，回到福州養病。1921年10月在福州郎官巷住宅與世長辭，終年69歲。

2015年4月，李克強總理來到福建福州市的三坊七巷，在這個被譽為“近代名人聚居地”，他走進了嚴復故居，還特意詢問是否有嚴復在京師大學堂的照片。總理還指著展柜內的《天演論》說：“嚴復的翻譯確實做到了信、達、雅，這本書我插隊時也讀過。”

“每個中國人都應該記住嚴復。”他說，嚴復學貫中西，他向國人翻譯介紹西學，啟蒙了幾代中國人，同時又葆有一顆純正的“中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