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慶皇帝的二十多年統治，就在這一日日抱怨、迷惑、痛苦、尷尬中過去了。

二十多年間，雖然經常心灰意懶，但是他從來沒有放松過權柄，一直到去世前一天，還在不倦地處理政務。

其實，這種勤奮已經成了一種慣性，成了一種“懶惰”著的勤奮。他弄不明白為什么他越努力，形勢就越糟。他不明白他已經在中國歷史上找遍了所有藥方，為什么還是不見效。越到后來，皇帝越對扭轉社會大勢喪失了信心，他已經成了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表面上，他一天到晚，一刻也不休息。實際上，他已經習慣于不動腦子，讓祖宗為自己動腦子。“體皇考之心為心，本皇考之治為治。”只要祖宗說過或做過的，他都依樣畫葫蘆地執行貫徹。

到了晚年，他的“守成”“法祖”已經升華到如此高度，那就是每天都死按“實錄”辦事。

嘉慶二十年(1815年)，禮親王昭璉因小事將其屬下人等禁押在王府之內，嚴刑拷打，手段非常殘酷。皇帝聞知十分生氣，判昭璉革去王爵，圈禁兩年。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六月，皇帝早起恭閱康熙“實錄”，看到內有平郡王納爾圖打死無罪人又折二人手足一事，當時康熙的處理方案是革去王爵，免其監禁。禮親王案遠較之平郡王案輕，于是皇帝當日下旨，改變前判，“敬承家法”，將昭璉釋放。

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十月十九日，宮內文穎館失火。火勢不大，內宮太監鑒于天理教血染紫禁城的教訓，怕引來壞人混入宮中，沒有開宮門命護兵入內救火，而是由太監們親自撲滅。按理說這事處理得不能算錯。可是嘉慶皇帝在八天之后讀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九月“實錄”，內載乾隆帝規定，凡宮內園庭遇失火等意外之事，即行開門放外邊人等進內撲滅。于是皇帝根據這一記載，以違背乾隆指示為由，下旨處罰有關官員。

正是在這種不論時間地點一律按“實錄”辦事的原則下，大清朝一天天走向了萬劫不復的沉淪，皇帝也在迷茫中一天天老去。

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孔子后人、第七十三代衍圣公進京面圣，回來后把皇帝的談話一絲不茍地記載下來，使我們得以直擊這位皇帝晚年的精神面貌。皇帝一見面就說：“我想到曲阜去，不能，你知道不？山東的水都過了臨清了，這個怎么好，真沒法。圣廟新修的，我等到七八年后去，又殘舊了，怎么了？”

過幾天辭行，皇帝又舊事重提，絮絮叨叨地說：“我登基已是二十四年，總不能去(祭孔)，是缺個大典。我從前雖然隨著高宗(乾隆皇帝)去過兩回，到底不算。我到你那里去容易，就是路上難，水路吧亦難走，旱路吧亦難走……你看河上水這么大，山東民情亦不好，到底怎么好？弄得真沒法，了不得！”

一口一句“真沒法”“怎么好”“怎么了”“了不得”，似乎已經成了皇帝的口頭語，焦頭爛額之態畢顯。帝王生涯現在對他來說，簡直是一種刑罰。在撒手而去的時候，他的最后一絲意識也許不是留戀，而是輕松。

從親政初期的偉大，到謝幕時的尷尬，嘉慶的滑落曲線如此令人嘆息。在全面盤點嘉慶皇帝的統治時，歷史書給出的詞匯是“嘉慶中衰”，他二十多年的統治，前面連著“康乾盛世”，緊接其后的，則是“鴉片戰爭”。正是在嘉慶皇帝的統治下，大清王朝完成了走向萬劫不復的衰敗的關鍵幾步：腐敗之癌由乾隆晚期侵蝕到國家肌體的幾個重要器官，演變成了嘉慶晚期的淪肌浹髓，全面擴散。國困民貧交織在一起，大清帝國已經被掏空了精華，成了風中之燭，所以在他之后，昔日不可一世的大清帝國才那么容易地淪為任人宰割的對象。這個辛苦了一輩子的皇帝，后來是作為一個徹底的失敗者進入了歷史。

失敗的原因，是一直標榜“法祖”的嘉慶，在最核心的地方背離了祖先的傳統。

清朝歷代雄才大略的帝王一以貫之的特點，一是“現實精神”，二是超凡勇氣。皇太極說過：“凡事莫貴于務實。”雍正皇帝也說：“本朝龍興關外，統一天下，所依靠的，唯有‘實行’與‘武略’耳。我族并不崇尚虛文粉飾，而采取的舉措，都符合古來圣帝明王之經驗，并無稍有不及之處。由此可知，實行勝于虛文也。”從努爾哈赤到多爾袞，正是因為他們頭腦不受束縛，一切判斷從現實出發，因勢利導，靈活實用，才成功地從東北走到了北京。從康熙到乾隆，也正是在現實精神的指導下，才出現了連續百余年間多次不拘定勢的政治創新，生機勃勃、充滿進取精神的政治態勢，不斷生長、修正、完善的制度演變，才導致了康乾盛世的誕生。他們高舉“法祖”之旗，法的正是祖先的現實主義精神和宏大氣魄。

恰恰是從高喊守成的嘉慶開始，清朝皇帝丟掉了祖先的精神內核。對失敗的恐懼，已經注定嘉慶是個失敗的皇帝。因為一個沒有缺點的人，注定是平庸的人。一個不敢承擔任何風險的統治者，注定不能成大事。在這“千年不遇之變局”前，要想挽救大清朝，最關鍵的不是勤奮，不是仁愛，也不是節儉，而是眼光、觀念和勇氣。

可惜，嘉慶皇帝缺乏的，就是這樣一雙能發現問題的眼睛和解決問題的勇氣。大清王朝的不幸，就在于需要偉大人物的時候，坐在這個位置上的卻是一個平庸的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