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為防止殷商殘余勢力作亂，分封其弟管叔、蔡叔、霍叔建置三監進行監控。武王死后，因其子成王年幼無法理政，由武王之弟周公姬旦攝政輔佐。這引起管叔、蔡叔等人強烈不滿，他們聯合殷商殘存勢力，興兵作亂，后被周公平定。

公元前11世紀中期，周武王統兵滅掉殷商之后，所面臨的是一片荒蕪的土地和一群不安分的殷商土著居民。其中，特別是商朝的遺老遺少對剛剛誕生的周王朝更是耿耿于懷。商紂王雖然死了，但他的兒子武庚卻還活著，并且擁有數量可觀的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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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繼續統兵進攻武庚，勢必又將戰火擴大，國家和黎民百姓將遭受更大的損失，也不利于新生的周政權維持統治。但如何鞏固自己的統治，特別是對東方廣大地區諸侯國的控制，令周武王大傷腦筋。

武王的弟弟周公姬旦是文王的第四個兒子，是輔佐父兄奪取政權的重要幫手，也是一位深謀遠慮的大政治家。因其采邑在周(今陜西寶雞東北)，爵為上公，故此尊稱其為周公。周文王在世時，周公就很孝順，為人處事皆以仁愛為本。

后來輔佐武王伐商紂，因功封地于魯。周公沒有到封國去享福，而是繼續留在武王身邊，輔佐朝政，為周安定社會秩序，建立統治制度。

見武王猶豫不決，周公就將考慮已久的想法和盤托出，向武王提出了兩個建議。一是對武庚采取安撫的手段，將他封于商都——殷，承續殷祀，同時責成他繼續施行殷商之祖盤庚的德政。用這個辦法來安撫殷商的遺老遺少，防止他們興風作亂，此舉再好不過。二是派駐親信對武庚及其部族乃至廣大東方地區的諸侯國進行嚴密監視。

武王聽后大悅，于是采納了以上兩條建議。殷商舊民見武王不計前嫌，沒有派兵前來討伐，無不擊掌稱快，暫時避開了巨大的戰爭壓力，也就俯首歸順，作了周朝的臣民，以保存實力，再圖發展。武王則未雨綢繆，防止商紂王之子武庚叛亂，在原來殷商京畿河內地區建置三監，封他的弟弟叔鮮于管，封叔度于蔡，叔處于霍，他們有一項共同使命，就是各負其責，監視武庚和自己所在地區的治安，一旦發現武庚有叛亂之心，就向武王匯報。歷史上稱這三人為“三監”。

周公輔政期間，不僅將全身心的精力都投放到治國布政上，同時還非常地關心成王的健康與教育。

周公攝政，前后共計七年。據《尚書·大傳》載，“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基本概括了周公攝政期間的歷史功績。

雖然周公德才兼備，但在武王死后，由他來代理朝政，還是引起了管叔、蔡叔的強烈不滿。他們認為無論按資歷，還是排輩分，都輪不到周公。

單拿管叔來說，他治下的管國作為周初的一個諸侯國，在當時地位非比尋常。《逸周書·大匡》云：“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叔自作殷之監，東隅之侯咸受賜于王。王乃旅之，以上東隅。”

管、蔡的政治地位因此極高，他們是地方的方伯，相當于姜太公的地位。可以說，管地是周王朝控制東部地方的戰略要地。這有利于中央權力對地方加強控制，但也使得管叔和武庚密切了聯系，埋下了日后的禍患。

試想，管、蔡在建國之初就受此重任，必然期待著獲得更大權力，在武王去世之后，看到周公攝政，他們怎么能容忍重權旁落，自己卻仍是一地方國之主。為了發泄自己的不滿，管叔、蔡叔就派人四處造謠，散布流言，說周公欺成王年幼，企圖篡奪王位。

這些流言也確實起到了中傷周公的作用，不僅群臣和百姓產生疑慮，甚至成王自己都懷疑起了周公。在如此情形之下，周公既不能棄國事于不顧，一走了之，又不能態度強硬不作任何解釋。他首先耐心地說服在周初政權中享有崇高聲望的武王之弟召公和功勛卓著的姜太公。獲得了召公和太公的理解，通過他們穩定了人心，又不斷安撫內外，平息爭端。

然而，情勢愈演愈烈，管叔、蔡叔等人不甘大權旁落，不但不再監控殷商舊部，反而與武庚串通起來發動叛亂。同時他們聯合了原殷商在東方的附庸國徐、奄、薄姑等，一時間反周聲勢極為浩大。

面對如此嚴峻的斗爭形勢，周公甚是無奈，卻也能沉著應對。周公認為，如果不將動蕩根源消除，這種混亂局面會日益嚴重，此前費盡千辛萬苦創下的偉業就可能毀于一旦。

他作為武王托孤重臣，如果不能平息內亂，將無顏面對先王。《尚書》記載周公之言說，“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于是，周公親擁成王率軍東征，對叛臣進行討伐，第二年就打敗了武庚和“三監”。之后又經過兩年苦戰，最終把全部叛亂之軍鎮壓下去。武庚、管叔被殺，蔡叔也被流放到很遠的地方，不久就客死他鄉。

在平叛過程中，成王逐漸成長起來，隨著年齡的增長和閱歷的增加，已經能獨立處斷國事。周公見此，大為欣慰，于是還政于成王，成為了千古佳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