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在位13年，銳意拓新，革舊除弊，從多方面奠定了所謂康乾盛世的基礎。但是，其厲行威猛治國的方針，導致朝野怨懟積累，有關他的各種傳言也不絕于耳。

一、“雍正奪嫡”與“秘密建儲”。“雍正奪嫡”，是與“太后下嫁”、“順治出家”、“乾隆身世”并列的清初四大疑案之一。康熙兩立兩廢皇太子，儲位虛懸，給諸皇子提供了機會。但機會最初并不屬于雍正，其母烏雅氏早年沒有正式封號，雍正出生后即為貴妃佟佳氏領養，但不可避免地帶有自卑情緒。不過，在諸皇子的爭位活動中，康熙逐漸對雍正另眼相看，贊曰“誠孝”，并常令其代替祭祀、處理政務和宮中事務。康熙晚年更常由雍正陪同散心解悶，并鐘愛其子弘歷，即后來的乾隆帝。

這樣的雍正仍難說擁有上位的最好條件。畢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雍正從未得到過軍事上的重用。康熙似乎更中意皇十四子允禵的軍事才能。康熙六十年十月，允禵“輕裝赴京，恭請訓旨”，停留5個月之久。雖然在《清實錄》中已看不到這5個月的情況，但人們紛紛揣測，西線戰事中功成名就的允禵將被冊立為皇太子。然而，最終雍正繼位，于是各種指斥其以陰謀手段矯詔奪嫡、謀父篡位的謠言沸沸揚揚地傳播開來。

在恐怖、緊張、兇險的特殊政治背景之下，雍正吸取儲位之爭骨肉相殘的教訓，決定創設秘密建儲制。將立儲之事親寫密封藏于匣內，置于宮中最高之處乾清宮正大光明匾后。同時，為確保日后不發生意外爭議，又另書傳位密旨一件，隨帶左右。乾隆據此平穩傳承皇位，之后秘密建儲被正式確立為清代獨特的皇位傳承制度。

制度性的秘密建儲，明確了皇權與儲權新的分配模式，即一切大權高度集中在皇帝手中，取消儲權，擇優立儲。秘密建儲后，儲權不復存在，既成功解決了“國本”問題，又杜絕了皇儲激烈矛盾及圍繞第二個政治中心的爭斗。而不以嫡長為序，擇優秘密建儲，既使諸皇子努力向上，又沒有了拼死相爭的明確敵手，有利于皇子間關系的張弛相宜。

二、嚴猛治國與思想控制。野史中廣為流傳的“呂四娘行刺雍正”等故事，反映了人們對雍正一朝充滿陰謀暴力、殺人慘劇的負面印象。造成這一印象的原因，除了雍正即位前后陰森血腥的傳聞及政敵負面渲染和詛咒外，更主要在于雍正對思想的嚴密控制及嚴苛治國。

雍正拿不出確鑿證據證明即位的合法性，無法徹底消除朝野上下對其統治的反感乃至反抗，因而只有采取高壓、嚴猛的做法。“忠我則臣，背我則敵”，惟有治之以法而已。這樣的理念，不僅僅用于奪位爭權的對手上，還推及到各個方面。特別是，嚴格整頓吏治，查補虧空。因貪污而虧空者“即行正法”，所有虧空，三年之內必須如數補齊。同時，“趕盡殺絕”，不只在犯官官衙而且在其原籍同時抄家，宗親戚友一并連帶。

此外，雍正還取消了士紳優免特權，實行士民一體當差，加強對士紳的控制和治理。而自曾靜呂留良案后，雍正更進一步加強對思想的控制，如一句“明月有情還顧我，清風無意不留人”被說成“思念明代不念本朝”，最終作者照大不敬律斬決。

三、雍正的信仰與至高皇權。在爭儲斗爭達到白熱化之際，雍正擺出一副“爐中若無真種子，總遇神仙也枉然”的姿態，拋開一切，潛心禮佛參禪。收到的成效是：在康熙等人眼中，他冰清玉潔，無意逐鹿。而在雍正內心深處，則逐步完成了一個神秘的思想覺悟過程，即對自己、對手和形勢進行透徹認識、分析，知己知彼，從而形成通盤計劃。

雍正即位后十年不言佛事。他的思路是，自己已參悟了正果，證實了自身，驗明了結果。佛就是他，他就是佛，何用再談佛事？雍正常對大小官員說：“為人只要清晨出門時抬頭望天，至晚歸寢時以手捫心，自得為人之道矣。”這里的天，就是雍正。他要求大小官員做每一件事都要抬頭看天、捫心自問，其實就是在極具威懾力地強調臣子要忠于皇帝本人。

同時，雍正通過推廣奏折制度、創立軍機處制等，讓皇權的集中和加強達到了極致。“皇帝—宰相制”是秦漢以來中國傳統社會政治體制的基本模式，其弊端是：君相權限缺乏明確界定，皇帝既可以隨意侵犯相權，奸相權相也不時竊弄皇權，造成政治不穩定。雍正推廣奏折制、創設軍機處，徹底解決了這一問題。

皇權至上的另一面是皇帝勤政。現在影視劇中把雍正描繪成一個“情圣”，這與事實不符。雍正“辦事自朝至夜，刻無停息”，天下政務“無分巨細，務期綜理詳明”，親筆撰寫的朱批諭旨動輒萬言。然而，長期的勞累、壓力，蠶食著他的健康。就算權力高度集中、政敵先后消滅，但雍正總是輕松不下來。他似對自己的作為“愀然不樂，意頗悔之”；又似患上重病，在幻聽幻視中煎熬；又似奔波一生后卻不自信起來，只好用一切皆空、來世彼岸來安慰自己，從而給世人留下了不少想象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