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身作則

康熙帝的日常生活較為簡樸。康熙三十九年(1700)，他對大學士們說，“自朕聽政(康熙帝14歲親政)以來，一應服食，俱從節(jié)儉”。四十七年秋，他斥責皇太子胤礽時又說：“朕即位以來，諸事節(jié)儉，身御敝褥，足用布襪。”此言雖有炫耀之意，但不能否認，他在努力為臣工做出節(jié)儉的榜樣。

雍正三年(1725)，雍正帝召集王公大臣，向他們展示康熙帝生前在乾清宮東、西暖閣所用的氈毯。大臣們看后奏稱：“(康熙帝)御極六十余年，時時以愛惜物力，崇尚儉素……御前陳設之氈，歷三十余年，尚潔凈完整，崇儉惜物，實從古未有。”對于宮中的陳設用品，康熙帝是以經(jīng)濟節(jié)儉為標準，崇尚簡樸，不務虛華。

康熙年間在清廷供職的法國傳教士白晉，曾目睹康熙帝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情況，有如下記載：就其(康熙帝)個人有關的方面看，那種恬淡素樸簡直是沒有先例的。他滿足于最普通的菜肴，從未有過絲毫的過度，他的淡泊超過了人們所能想象的程度。皇宮內(nèi)部以及一些殿宇，即使是皇帝所居住的，也只有幾幅字畫、幾件描金飾物和一些相當簡樸的綢緞，而綢緞在中國是十分普通的，不在奢侈品之列，簡單樸素就幾乎是那里的全部裝飾了。他的衣著，除了幾件宮廷極為常見的過冬的黑貂、銀鼠皮襖外，還有一些在中國算是很普通、很常見的絲綢服裝。夏天，我們看到他穿一件普通的麻布短褂，這也是一般人家常穿的衣服。他在宮內(nèi)、宮外不騎馬時用的那頂轎子，只是一件類似擔架的東西而已，木質(zhì)平常、涂漆，有幾處包有銅片或者點綴一些鍍金的木雕。馬具中較豪華的只不過是一副相當樸素的鍍金鐵質(zhì)馬鐙，以及一條由黃絲絨編制的馬韁繩而已。

這些描述顯然有溢美之詞，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康熙帝生活中的某些側(cè)面。

明清宮中費用之較

一次，康熙帝語重心長地對兒孫們說：“嘗聞明代宮闈之中，食御浩繁，掖庭宮人幾至數(shù)千，小有營建，動費巨萬。今以我朝各宮計之，尚不及當日妃嬪一宮之數(shù)。我朝外廷軍國之需，與明代略相仿佛，至于宮闈中服用，則一年之用，尚不及當日一月之多。”康熙二十九年，康熙帝曾與大學士們將明清兩朝宮中費用做了一番比較，開列出一連串令人矚目的數(shù)字：

前明宮內(nèi)，每年用金花銀，共九十六萬九千四百余兩，今悉已充餉;前明光祿寺，每年送內(nèi)所用各項錢糧二十四萬余兩，今每年止(只)用三萬余兩;(明宮)每年木柴二千六百八十六萬余斤，今止用六七百萬斤;(明)各宮床帳、輿轎、花毯等項，每年共享銀二萬八千二百余兩，今俱不用;前明各宮殿，九層基質(zhì)、墻垣俱用臨清磚，木料俱用楠木，今禁中修造房屋，除非萬不得已，不但基址不用臨清磚，凡一切墻垣，俱用尋常磚料，所用木材，亦惟松木而已。

同樣居住紫禁城內(nèi)，同樣是宮中開銷，一個腐朽沒落王朝與一個新興王朝之間，反差如此之大，發(fā)人深省。

每年修繕熱河避暑山莊，一般一次要用兩千兩銀子，但康熙五十六年的修繕工程，管事官員稱需白銀三千兩。康熙帝聞后命詳查，于是內(nèi)務府擬將修繕之資壓縮到兩千兩。康熙帝閱折后朱批：“二千兩銀仍舊太多了！”此外，在康熙帝的“敦促”下，單是購買皇宮內(nèi)外修建工程顏料的費用從康熙三十七年至五十二年間，就節(jié)約白銀十三萬三千余兩。

康熙帝奉行節(jié)儉、表率臣民的舉措，在朝野上下產(chǎn)生了較大影響。王公大臣們紛紛效法，少用、不用金銀器皿及金馬鐙等貴重物品，日常服用所需資費，也“較從前十分之內(nèi)，已減九分矣”。康熙初年，高官貴族為親屬祭葬時，仍以焚化皮衣為時尚，至康熙朝中葉“其風已熄”。

可是，時人對于康熙帝的儉省節(jié)約，或有微詞。如康熙四十八年朝鮮使臣返國后向國王報告中說，康熙帝“貪愛財寶，國人皆稱曰愛銀皇帝”。這應當如何解釋？

原來，康熙帝不僅于宮中奉行節(jié)儉，在理政治國、處理國家財政問題時同樣如此。毋庸諱言，節(jié)儉方針的實施必然要觸動統(tǒng)治集團內(nèi)部某些人的既得利益，使貪官污吏的不法行徑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礙，從而引起部分官員的不滿。在這種情形下，身受其“害”的人牢騷滿腹，微言相謗，也就難以避免。所以，對康熙帝冠以“愛銀皇帝”之名的“國人”，應主要是指那些受到節(jié)儉措施沖擊的官員。

實際上，康熙帝在奉行節(jié)儉方針時，分寸掌握恰當，內(nèi)外有別。白晉對此深有感觸，曾記述如下：他(康熙帝)非常節(jié)制個人的開支，同時又十分慷慨大方地提供國家的經(jīng)費。只要是為了帝國的福利，哪怕花費千百萬他也在所不惜。修繕公共建筑，保持江河管道的暢通、建橋、造船等，一切方便百姓、有利貿(mào)易的事情，他動用巨款十分慷慨。因此不難斷定，他不為個人妄費分文，完全是出于賢明的節(jié)約，以便把金錢用于帝國真正的需要。

勤儉之根源

康熙帝之所以能制定和實施各種節(jié)儉舉措，注重以身作則，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雖然是在清朝定鼎北京以后出生，但滿洲入關前崇尚勤儉、“敦樸為風”的傳統(tǒng)對康熙帝仍有較大影響。他對兒孫們說：“朕生性不喜價值太貴之物，出游之處所得樹根或可觀之石，圍場所獲野獸之角或爪牙，以至木葉之類，必隨其質(zhì)而成一應用之器。即此觀之，天下之物雖最不值價者，以作有用之器，即不可棄也。”這體現(xiàn)出他以實用為本的價值觀和追求自然與質(zhì)樸的審美觀。

另一方面，作為清朝初年的最高統(tǒng)治者，康熙帝所處的歷史環(huán)境，也不允許他高枕無憂。在位60多年間，先有輔臣鰲拜專權，接著又有平定吳三桂叛亂的戰(zhàn)爭、統(tǒng)一臺灣之役、與準噶爾部的長期戰(zhàn)爭以及諸皇子爭奪儲位之事等。在其繼位初期，經(jīng)濟亟待恢復，漕運、治河等諸多關系國計民生的問題尚未解決。如此緊張、多事的客觀形勢，要求他必須慎言慎行，保持比較清醒的頭腦，盡可能地克制自己的欲望。

康熙帝勤政愛民，一生多有建樹，奉行節(jié)儉是其各項重大方針、國策中不可或缺的一項。這種深謀遠慮、戒驕戒躁的務實作風，值得后人借鑒。當然，康熙帝的節(jié)儉和簡樸，都只是相對歷史上一些驕奢淫逸、揮霍無度的帝王而言。盡管他不斷制定各種節(jié)省方案，但清宮的日常耗費，依然觸目驚心。顯然，他的種種節(jié)約措施，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封建王朝的固有問題。